“我痴迷于文物保护，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民族”

　　虽已95岁高龄，但谢辰生的日历上仍密密麻麻标注着很多要去参加的重要会议和活动，有时接待来访者只能安排到晚上。只要涉及文物，哪怕是几十年前的往事，细节依旧清晰，他不仅能说出背景及与今天的关系，甚至能精确到具体文件的文号和签发者。

　　2016年，由谢辰生完成的新中国首部口述文物保护史正式出版，老人笑称这是近两年“忙里偷闲，零打碎敲”之作。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为该书作序，称谢辰生为当之无愧的“祖国文物的守护人”，“堪称对新中国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最有发言权的历史见证人”。

　　在谢辰生身上，岁月就像一首歌，家国、文物、生活就如一个个音符，早已完美融合流淌在一起。“我痴迷于文物保护，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民族。历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魂，一个民族不能断了根丢了魂，所以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为文物保护尽一份力。”这是他2009年荣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的一番肺腑之言。冯骥才为此写下“坚守文明深爱中华”八个大字，以表敬意。

　　谢辰生的传奇源于身上那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毅，这亦是历史淬炼出的无悔。生逢乱世，自幼丧母，从直奉战争，到北伐东北易帜，再到“九一八”“七七事变”，无不牵动着他的生活，改变着他的人生。他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今日之青年也许永远无法理解我们那代人火一般的爱国心。季羡林先生曾言：‘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份情怀，只有真正经历过国破山河在时代的人才能体悟，才知珍惜。”

　　1942年，谢辰生带着弟侄秘密前往延安，却因道路被封锁，只身困在西安。他试图绕路前往解放区，再次受阻于安徽亳州。在此期间，他写了很多诗词排解心中报国无门的苦闷，其中有这一首七律——

　　经年羁旅客长安，远隔重关人未还。

　　落叶凋零秋渐老，孤灯萧瑟夜初阑。

　　乡心已碎何由补，归梦犹浓且自宽。

　　极目京华云烟缈，几时光复旧山河。

　　抗战胜利不久，谢辰生与大哥谢国桢劫后重逢，南下上海为北方大学购买所需书籍。徐森玉设宴款待，郑振铎在席间谈及，手头工作繁多，急需人手协助。徐森玉当即就把谢辰生推荐给郑振铎，商定第二天就投入工作，同时参与战后文物清理和追讨工作。由此，谢辰生正式走上了文物之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谢辰生按照郑振铎的安排至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报到。郑振铎找他谈话：“还是搞保护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这句话让谢辰生认识到了文物工作的核心，也奠定了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基础。随后，裴文中、王振铎、张珩、万斯年、罗福颐、傅忠谟、陈明达、徐邦达、顾铁符、马耕渔、罗哲文，都被招至文物局。回忆至此，谢辰生感叹：“郑先生是具有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的事业家。”

　　百废待兴，工作从何入手？郑振铎把这项重任交给了谢辰生，“郑先生的规划是先从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调查和发掘等几个单项法规文件入手，并指出了内容上的重点，还将大量古今中外的材料交给我参考。”就这样，在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下，谢辰生承担起了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0年，由谢辰生起草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新中国首批文物法令由政务院正式颁布。从此，无论是《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还是1982年首部《文物保护法》，由他起草的法规文件举不胜举。然而，谢老却一再声明：“这些是我执笔不假，但也是大家的集体智慧。”

　　从此，谢辰生不仅投身于新中国文物事业建章立制，更成为文物保护的一员“闯将”，一马当先，身先士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