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读《联合国宪章》中文本，仍然感到信、达、雅的完美结合，就说序言这一段：

　　我联合国人民

　　同兹决心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

　　这段译文使用了一些文言虚词，显示了中国文字的典雅。

　　（三）

　　1946年夏，吴经熊回上海定居。他又参与了《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这一年的9月8日，蒋介石依吴所愿，任命他为驻罗马教廷公使，1947年1月21日到任。1948年，吴奉民国政府之命，代表中国赴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见证了《世界人权公约》的通过。

　　1955年，吴经熊出版《正义的源泉——自然法研究》，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20世纪有关自然法研究最有影响的著作。1966年5月，吴经熊到了中国台湾，任“中国文化学院”哲学教授。1986年2月6日病逝于台北，终年87岁。

　　当年杨兆龙最终没有跟随吴经熊，而是选择入世、救世的道路。他听从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的劝说，担任了末任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长，释放了三万多名关押在监狱里的所谓“政治犯”；解放后，他满怀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之中，多次建言献策。

　　人们可以指出吴经熊与杨兆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是毕业于东吴法科；同是留学哈佛；同样先到哈佛研习英美法系，再赴德国研习大陆法系；同样掌握多种外国语言；同样当过租界法院法官、律师；同样以做中国人为荣，不愿仰承洋人鼻息，但两人结局却不相同。杨兆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依归。中国的历史应该感谢像杨兆龙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把中国的文脉艰难万险地传递了下来。

　　（作者系上海文史馆馆长、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