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件事是1934年5月，吴经熊向他的老师——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推荐杨兆龙攻读该院的博士研究生。

　　该校通过对杨兆龙的学业成绩和他社会工作经历的认真的调查，确认杨兆龙非常优秀，同意破格录取杨兆龙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为美国诉讼法学家权威摩根教授。杨兆龙在哈佛留学期间，学习掌握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他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与外国主要国家相关制度之比较》，得到了法学院导师们的高度赞扬，庞德亲自主持了他的答辩会，长达四小时的答辩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赞赏，成绩被评为优秀。庞德最后说：“你是接受我考试的第一个中国人，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由此奠定了师徒二人的终生情谊。

　　杨兆龙在1968年的一份笔录中说到，庞德在哈佛对他的器重厚爱，使他非常感念。这是他后来邀请庞德担任中国司法行政部顾问、进行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原因。庞德来华后，了解中国现行法律和法律教科书，研究司法改革计划，举办学术讲座，开展司法调查活动等等，都是在杨兆龙的全力配合下进行的。后来，杨兆龙出国考察期间，还抽空到哈佛大学法学院，与庞德教授共同讨论并拟定了编撰《中国法通典》的两个计划大纲，协助庞德对中国若干问题进行研究。

　　杨兆龙在哈佛取得J.S.D博士学位后，与当年庞德鼓励吴经熊去德国柏林大学进一步研究学问相同，这次庞德又鼓励杨兆龙赴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以研究员身份研究大陆法系。在德求学期间，杨兆龙专程赴法国和意大利游学。原定计划完成学业后赴苏俄等考察，因此又掌握了该三国的语言。

　　由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形势告急，1936年夏，杨兆龙遂毅然决定结束在德国的留学生涯，返回祖国，渴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的抗战出力。此时年仅32岁的杨兆龙不仅对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已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又掌握了英、法、德、意、西、俄、波、捷等八国语言。在外语方面，他已超越了自己的老师吴经熊。

　　第五件事是1937年6月间，吴经熊辞去东吴法学院院长职务，并推荐杨兆龙继任，经讨论，校董事会发出了聘书，但因杨兆龙此时已被专聘为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家，负责国防及经济方面的研究和立法工作，加上“七七事变”后形势急剧恶化，所以杨兆龙没有赴东吴法学院就任。

　　1937年，吴经熊皈依天主教。1938年1月，吴经熊举家去了香港，从此致力于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事业，基本上中止了法学著述和法律实践。越来越重视文学、诗词与宗教的研究。吴在香港主持《天下月刊》的第二年，当选为美国学术院名誉院士，潜心研究文学哲学与神学。

　　1942年1月，日本攻陷香港。吴经熊被幽禁于医院22天，后被保释软禁于家。5月2日在友人的帮助下，举家逃离香港，应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傅秉常之邀前往重庆，任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在渝期间，吴经熊受蒋介石夫妇资助，翻译了《圣经》和《新经全集》。1944年，吴经熊向蒋介石表达了出使罗马教廷的愿望。同一时期，杨兆龙在重庆各大学法学院任教。师生二人的人生去向已经不同。

　　第六件事是吴经熊有意安排杨兆龙翻译《联合国宪章》外文本。

　　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春，吴经熊以中华民国代表团法律顾问的身份，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首届联合国大会，并任联合国宪章中文本起草委员会主席。他亲自把《联合国宪章》外文本交给了杨兆龙，要他译成中文。杨不辱使命，及时出色地完成任务。7月30日，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了《联合国宪章》。8月24日中午，国民政府隆重举行《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典礼，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的陪同下，亲临会场主持签字，完成这些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政府就把《联合国宪章》中文本交给媒体公诸于世。

　　根据该宪章第111条规定，中文本是五种法定文本之一，杨兆龙的译本从此载入史册。自1948年6月迄今，在华语世界已通行了半个多世纪，成为当代国家社会最重要的现行法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