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停留在农耕时代

　　记者：读您的书，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精微的女性的“感”，通过“感”与天地、草木、音律等万物联系互感，见得其中的好与不好。这种女性的“感”，或者说同理心，对您写作而言，意味着什么？“同理心”您是与生俱来的么？

　　钱红丽：人与天地万物的互感与生俱来，因为人正是自然的一部分，不可分。可能与我的童年相关。一个人的童年视野，会框定这个人一生的主调。我在乡下生活了十六年，天地万物如在目前，原始的自然，对于一个孩童，也是一种无形的滋养吧。虽在城市生活了近三十年，我一直不能很好地享用所谓的城市文明，始终隔膜，欣赏不来城市的“好”，形成不了灵魂上的互感。

　　这些年，我一直在源源不断地“刻画”四季——对于季节的转换，草木的萌发，甚至风的转向，都非常敏感，简直是幽微的，精深的，一遍遍孜孜以求着。或许是初春，去郊外，忽然看见菜园里一棵棵瓠子，正开着洁白的小花，恰好一阵风来，作为我，也要默然感动良久，更不要说水稻扬花的盛夏，若是去到现场，说不定有掩泪的悸动。这在城里人看来未免矫情了。我整个的童年视野里只有山川河流，庄稼植物……正是这些，构成了天地自然，人在其中，虽懵懂，但灵魂上非常舒豁，这就激发出一种本能的爱与喜悦，甚至会影响到成年后的审美力。近年养成散步的习惯，从黄昏走到夜幕降临，大致范围就在我家屋后荒坡上以及一条小河边，因为地处郊区，可以看见菜园，沟渠里有成片芦苇和菖蒲，还有蛙鸣……犹如回到乡下。

　　记者：感觉到您的精神依托，不在现在的柴米油盐中，而是在过去的古乐诗词里。中国人似乎都不自觉的爱“向后看”。您有想过其中的原因何在么？

　　钱红丽：我想，你这里的“向后看”，可能就是我常说的“向内活”吧。我所喜欢的文人，都是这样的，诗歌界的，有陶潜辞官归隐，王维后期走向山水自然，入长安又出长安的李白等，而辛弃疾那样的，上马杀贼下马写诗的，毕竟少；苏轼一贬再贬之后，诗词反而越写越好，为什么？往内心活了嘛，懂得往内收敛，但心中仍荡涤着不平之气。比如王羲之的书法里，同样有不平之气；八大山人画条鱼，都是翻白眼的，永远是不合作的精神，同样充盈着不平之气。书画界的，有黄公望、倪云林、虚谷等等，都是往内心活的。

　　有一天，我在微博上看见启功先生的一幅字，惊呆了，是司空图的：落花无言，人淡如菊。黑底白字，勾人心魄，这八个字里倒不是流动着不平之气，而是一种寡瘦的寂气，特别雍容大度。这八个字里，也凸显了写字人的境界与景深，典型的往内心活。

　　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一直处于主流地位，无以撼摇，倡导建功立业，升官发财，那么，人的无限制的欲望扩张该用什么来制衡呢？恰好有了道家。道家主张往内心活，所谓修心吧。几千年的较量，一来二往的，张弛有道，该圆满的圆满，该平衡的平衡，进退自如有度。

　　记者：您说您的审美停留在农耕时代。这是基于城市文明的刺激，还是基于初民的一种原始记忆？

　　钱红丽：我无感于城市文明，它对我形成不了刺激。晴耕雨读的文明，至今仍完好地保留在《诗经》里，《古诗十九首》里，那里有优雅、缓慢和匠心，我喜欢一切幽静原初的东西，都是源头性的东西，没有理由，一个人的禀性使然。

　　（本报记者 郑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