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应该懂得去向鸟类学习。学习什么呢？鸟类一日千里，眼界高远辽阔。眼界成就格局，格局滋养心性，所以，鸟类永远是那么脱俗，它们不会把毕生的精力花在可笑的造窝搭屋上，它们也只在繁衍的时候，才临时搭个窝，抚育下一代。人类比起鸟类来，不知有多愚蠢，心心念念扩张物欲，要居别墅，戴金表，买奢侈品，就为了装饰自己的一副臭皮囊？说白了，是不自信。

　　记者：您常用的一句话是“写作是一场漫长的抵达”；面对柴米油盐，则给人“世事维艰、道长且阻”之感。我好奇的是，“书房”和“厨房”两者，您是都很有写的欲望，还是说可以只写其一的？换一个更极端的问题，不写，会不会有其他的“出口”？

　　钱红丽：奇怪的是，我这个一向重视精神生活（书房），而轻视物质生活（厨房）的人，今年竟也出了一本写食书——《一人食 一粟米》，这不过是在暂且没有写作方向的窘境下临时起的意，写起来，非常容易，无须资料，手到擒来。

　　近年，真正想完成两本书稿：读画随笔和古典音乐随笔。对于宋元的那批画家互感性非常深刻，但必须泡图书馆，储备大量资料（老早出版的一本薄薄的《读画记》，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可是，现阶段总是苦于没有大量空闲去做前期准备，一直拖下来了；古典音乐随笔的书稿，更得有足够广阔的空闲余裕，才能完成。孩子年幼，我不能抛下他独自居山吧。所以，许多光阴都浪掷于厨房了，可惜得很。

　　如果不写，我会死的。我无法想象这样的日子。书写是我唯一的表达出口。

　　前几年，因为养育小孩，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身心俱疲，极端郁闷，无以排遣，那种恶劣的精神状态下，无法读书写作，濒临崩溃边缘，持续有三四年时间。近年，整个精神状态稍微好转些。

　　如今，写作总是被家务中断。今年春天，系统持续地写了七八万字，是往年一年的字数总和。每天上午两三千字，午餐面条果腹，营养缺乏，心力透支得厉害，差点病倒。入夏，也就停止了，只看书，也算往内收了吧。

　　日常生活最擅于消耗一个人的心气。不过，我一直暗示自己，一定要做到聂鲁达写出的诗句那样——像一个个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

　　记者：看您新书的书名《一人食 一粟米》，有一种直观的感受：作为八零后，感觉我们这一代，脑门上写着奋斗二字，早已不知“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之乐。故而特别喜欢看您作为七零年代生人的“精神版图”，青春小辞典写满了罗大佑、骆一禾、北岛、江河、杨炼、芒克、顾城、海子等人的诗与歌。您和您儿子会互相交流各自的“青春小辞典”么？

　　钱红丽：一看见你列举北岛、江河、杨炼他们的名字，仿佛如见故人的亲切，这是一代人的青春密码。我十六岁初中毕业，来到城市的工厂做一名流水线工人，所有的精神支柱就是这些中外诗人们，叶赛宁、索徳格朗、里尔克、茨维塔耶娃……以及哲学界的萨特、加缪们。

　　前阵子，一个朋友去柬埔寨旅行，我一见她在微信贴出当地古老的建筑相片时，就会条件反射地想起北岛的诗：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滑进瞳孔里的一盏盏路灯/滚出来，并不是晨星……那些诗句早已嵌进血液里，是不可多得的青春记忆。

　　对于小孩，我们一直用中国的古诗词喂养他。他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家里的小录音机会准时响起来，蒋勋先生天天在那里讲李杜，讲《红楼梦》，讲梵高莫奈高更……每当古琴、二胡的旋律悠扬四起，就是美好一天的初始。甚至我们可以无障碍地交流对于西方古典音乐的感受，比如，听《帕格尼尼狂想曲》时，他能感觉到有小鸽子在飞；听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时，他可以感受到花开了，树绿了什么的……多珍贵的想象力啊。

　　我们给予孩子精神上的东西只有这些，就算是一种启蒙吧。有一次，我们外出吃饭，饭毕，走出来，早已夜色阑珊，小人家情不自禁口占一绝，第一句是：万家灯火两茫茫。让我们做大人的颇感欣慰——你看，小小的种子埋下去了，一个七岁的孩子知道抒情了，至少不俗，脱离了低级趣味。

　　性别与年龄是需要学习的

　　记者：车前子先生在《万物美好，我在其中》的序里有这么一段话：“一个作家不需要强调自己的性别，但需要学习自己的性别。钱红丽就是一个不断在学习自己性别（与年龄）的作家。性别与年龄是需要学习的。”不知您对这段话是如何理解的？

　　钱红丽：认识车前子老师，真是幸运。前几年的三四本书都是车老师作序的。他是一个诗书画皆精通的大家，简直是一个通灵的人，是天才一格的吧。他不直接指出我的缺点，而是一直曲折迂回地肯定，这也是他的善意。其实，我反省过自己这二十多年来的书写。好比一个猎手，整天拎着一杆枪去森林寻找猎物，且带着热烈之心，想着应该遭遇一头豹子或者一只狮子，但是，到头来，我每每拎出来的，只能是一只兔子，或者一只锦鸡，仅此而已。所以苦恼——所谓写作，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愁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