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向男性学习，学习他们的理性、气度以及抓词的精准度。作为一个极端感性的人，至今的书写，我仍然依赖灵感，这太危险了，长此以往，注定走不远。必须学习不停地构建与谋划，也就是，不可以做一颗行星一直呆在舒适的轨道上不断地重复自己，要去打破和重建，形成自己的独特星系，比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尓那样的女作家，从她的文字里，你是很难判断出她的女性身份的——她就是一整个星系，可以分身为一颗颗迥异的行星日夜呼啸。

　　所谓向年龄学习，也就是不断地向自己的生命经验学习。比如，这几天我在重读顾随先生的诗词讲记，特别惊诧——三四年前我读时，怎么一点都不能共鸣呢？甚至有点小失望。现在，一段一段地读下去，眼界里都见好。可能三四年前，我的生命经验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所以够不着，便产生了“隔”。或许，多年以后，再次重读顾随先生的这些讲记，又有了新的认识以及更加幽深的共鸣呢。

　　生命是不断成长的，我们要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能老呆在舒适区，要去不断地拓宽精神边界，开辟疆域。视野也是重要的，一个人有了视野，下笔才会见气象。

　　记者：您会想象，如果自己是男性作家会如何么？

　　钱红丽：你这个问题简直似乎仿佛太美妙了。

　　我的身体以及思想里一直居着一名男性。多年前，一个朋友曾给我的第一本书写过书评——她的身体里优秀的男性在高歌。当时，年轻的我看到这个标题后，非常得意，似乎一下子被别人认可了。仿佛一上手，便布了一个大局，自觉甩掉女性书写惯有的莺莺燕燕的毛病，换句话讲，也就是主动忽略掉自己的性别，自觉向中性区域靠拢。

　　在中国，做一名男性作家，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无须操劳家务，更无须管理孩子。而我作为一名妇女，家务活一样不少干，班也得上，孩子早晚接送，几乎没有余裕，一年差不多还要出版一两本书，仿佛在时间的夹缝里书写，简直是挣扎着逼迫着自己了。你知道家务事有多消耗时间和生命吗？每天上午，推开家务，我可以写三四千字，但，同样一个上午，假若用来做家务，勉强端出来两菜一汤，外加擦所有屋子的地板。况且这些事每天都要做，家务活犹如虱子，无穷无尽地繁殖，永远捉不完。

　　记者：您笔下的人物，不管是张爱玲、萧红，还是王维、杜甫，都重在展现他们的活法。有时，我觉得您本人也在探索一种当代女性的活法。似乎当代的女性，不论是作家还是职场女性，都是很难的。放眼望去，您笔下的那些过去的女性，如萧红、张爱玲，也没有一个活的容易的。为什么会这样？女性就没有一种较为理想的新活法？

　　钱红丽：一个人在尘世中的活法是他灵魂生活的倒影，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映照。每个人都活得不易，无论男人女人，但，女性会更难一点。

　　张爱玲和萧红，因为她们的才华，不过是被放大了的。还有千万的女性因为平凡和不为人知，她们在各自的角落里活得更为黯淡，只是我们忽略掉而已。

　　随遇而安的女性，平庸的女性，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活得容易一点吧。你想想，一名天才的女性，她注定是要踏上险途的，你叫她怎么可以活得平铺直叙呢？张爱玲的眼界决定了她的高度，她必须是一只飞鸟，越飞越远，去实现梦想。到头来，梦想未成，未必寂寂而终，但丝毫不影响她这个星系的亮度。萧红同样如此，她的心性决定了她就该拥有这样艰难崎岖折腾的人生，然后一次次地，闪电一般劈开自己，把自己短暂的一生活成一个永恒的传奇。无论张爱玲还是萧红，她们都是不朽的，通过文字成就自己，一样的光彩夺目过。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