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是武器，用了，问题才有修正的可能”

　　大规模的死鱼事件后，骆礼全一方面积极维权，一方面沿着“原来的老路”谋生计。

　　他搬到约500公里外的秀山县，帮助当地发展“网箱养鱼”。骆礼全和某电力公司签订了合同：自己负责出技术，电力公司出钱，之后百分之九十的产出奖励资金归骆礼全。

　　鱼要上市时，电力公司却突然要将这些网箱迁到电站上去。“当时气温高，运输鱼就会造成创伤。”他说，最后，八成的鱼重则死亡，轻则鳞片擦伤感染。

　　再次受到损失，骆礼全想都没想就将这家电力公司告上了法庭。“我绝对有信心打赢，合同上关于网箱地址的部分签订得很清楚！”

　　但更多的人在给他泼冷水，“根本就不可能胜诉。你从铜梁一次次大老远跑来秀山法院讨公道，赶快去撤诉，还能退回点诉讼费。”“不信邪”的骆礼全只身上阵，结果败了。

　　考虑到“自己知识力量不够”，他在二审时请来了律师。但刚开庭，自己的律师就喊了撤诉，准备起身离去。骆礼全无奈，“你至少把庭开完再走吧。”

　　这次庭审又是他独自一人走完。结果反转了：二审法院判决电力公司赔偿骆礼全近3万元。而在此前，他还要为电力公司承担损失。

　　“看来我也有做律师的天分。”这个小学二年级辍学的渔民一下子鼓足了学“法”的劲头儿，一有空闲就跑到书店。

　　从最初的《养鱼几问》到《农民怎样打官司》《如何写民事诉状》《农村法律大讲堂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知识》，再到《民事办案小全书》，彻底丧失了经济来源的骆礼全在法律类的书上花了上千元钱。

　　《侵权损害赔偿案例评析》是他读得最多的几本书之一。这本376页的大部头已经被翻得破旧磨损，书页泛着深深的黄色，通篇红色的横线标记，不少章节还被狠狠地折了一道。

　　除了书店，他也成了法院的常客。每周两三个下午，骆礼全都要跑到县法院旁听各式各样的案子。

　　一提到打官司，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就“越想越有劲儿”。“有时候想起了法律依据，凌晨三四点钟也要爬起来研究。”

　　“我最喜欢学法律。办案就是武器，有时武器不好用，但只有用了，这些问题才有修正的可能。”骆礼全坚定地说。

　　“该公开的信息必须公开”

　　打了20年环保维权的官司，骆礼全案子的被告中，出现最多的是涉嫌排污的企业，其次就是当地政府和环保局。

　　他始终忘不了第一次和环保局公开“叫板”。几年前，安居镇的7名居民起诉县环保局不履行环境信息公开法定职责，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骆礼全的帮助下，县环保局将材料都复印给了这些居民。收到环境监测报告后，他们撤了诉。

　　“死鱼以前，环保局什么信息都不公开，后来才慢慢好转。”现如今，骆礼全已经撬开了10多个这样“沉默的被告”，“该公开的信息必须公开。”

　　因为长期坚持举报，他对收集环境污染的证据“有自己的一套”。掏出随身携带的工具：旧货市场淘来的摄像机、别人送的录音笔、刻满录像的几大口袋光盘……为了方便与外界联系，骆礼全的微信也“玩得很溜”。

　　他办成过不少案子。某发电站倾倒的垃圾缠绕上了船的螺旋桨，渔民跌入水中死亡，他帮忙讨回了说法；某化肥厂大量违规排污致鱼死亡，他为对方要回了赔偿。

　　但也有更多的案子最终输掉了。骆礼全并不意外，“这些案子中不少都是陈案、遗案，反正是那种律师一般都没法接的案子，其中一半事发10年甚至更久。胜算非常小，但我不管，谁来管？”

　　骆礼全坦承，自己一开始“只想把没解决的问题解决”，但后来发现这些企业对当地的影响“太重了”：“死鱼是一个信号，损害最大的是人的健康。”

　　当地不少居民都反映，因为这些企业的入驻，全镇搬走了几千人。他们大多住在铜梁县城，就连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白天到镇上上班，晚上回县城睡觉”。

　　“受害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穷人，他们没有能力搬到别的地方，只能眼睁睁看着污染一点点蔓延。”骆礼全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