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为一事来，做一事去

　　乐团指挥不比一般演奏员，他对一支队伍的气质、文化之形成至关重要。当人们说起一个乐团时，常常同时说起台中央那个执棒的人。提起柏林爱乐乐团，人们想起卡拉扬；提起列宁格勒爱乐交响乐团，人们想起穆拉文斯基。一个指挥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融入上百人的指端，需要耐心，也需要时间。如果脸还没认全，就匆匆跳到另一支出价更高的乐团，那么指挥台就只是一个功利的跳板与镀金台。

　　从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毕业生唯恐避之不及的散摊子，变成第一个与EMI唱片公司签约的中国乐团，北交走过的每一枚足迹，都嵌着谭利华的名字。

　　一切步入正轨。但谭利华的气，其实没喘匀几口——他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关于古典音乐，他还有好多力气没下。

　　作为中国乐坛最活跃的指挥家之一，谭利华开始致力于交响乐的普及。除了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数十场演出外，他每年都要率团走进学校、进军营、进厂矿，举办专场音乐会，曲目皆是通俗易懂的世界名篇。

　　“这么个演法，不挣钱吧？”经济人的本能，让人不得不替他算笔账。

　　“不是不挣钱，完全就是赔钱。”他比谁都明白。

　　古典音乐，本就是阳春白雪的小众嗜好，赔钱去“布道”，在人看来无异于一意孤行。但懂的人知道，他这是在完成李德伦的遗愿。

　　“李先生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普及交响乐。”隔着30年的时光，谭利华还记得跟随李德伦走过的上百场演出。“大到万人礼堂，小到几十个人、几个人的小教室，他都在不厌其烦地讲，讲交响乐对一个人的性情多么重要，讲接受美的享受对一个民族有多重要。”

　　都说浸泡在音乐中能陶冶人的情操，但具体怎么个“陶冶”法儿，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

　　接受采访的前一周，谭利华见了他多年没见的发小。发小总觉得面前这个三句话不离音乐本行的人，怎么看也不像当年打遍周围无敌手、而且“专挑没人的高粱地里狠揍，绝不给对方留求救机会”的谭家老三。

　　音乐之美雕琢性情的宗旨一脉相承，但跟李德伦靠脚力推广不同的是，谭利华很清楚，普及交响乐，归根结底是要靠专业化的团队运作。

　　2007年，国家大剧院建成。那枚横卧在天安门西侧的蛋壳，成了全国表演艺术的最高殿堂，这让谭利华看到了新的可能。

　　剧院是建成了，但怎么去运营中国文化交流的最大平台，怎么管理近10万平方米的展厅，谁都没经验。

　　建院后的首场交响乐，谭利华执棒，两天连演两场。第三天，没有演出安排了，作为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谭利华又去蛋壳里转了一圈。进了空无一人的候场室，拿手指在桌子上抹了一圈，把工作人员叫来：“观众看不见的地方，也是大剧院的脸面。你开门迎客了，就得拿世界级标准要求自己，不把细节做到极致，就配不上国家表演艺术最高殿堂的身份！”一如既往的不客气——他的指肚上，蒙着一层细密的尘。

　　“我只说了一次，他们再没出过那种疏漏。”

　　“专业、规范、细致。”整整10年的合作后，谭利华对大剧院的评价浓缩成6个字。谭利华很在意演出地点。在他看来，国家大剧院远不止是场地的提供者，臻于细节的服务，能让更多人在欣赏交响乐中收获切实可感的享受，让人愿意走近交响乐，才能让管弦乐的旋律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传扬，接近他“普及”的初衷。

　　“为一事来，做一事去”——这话原是黄晓同的座右铭。20岁出头第一次从黄先生那儿听到这8个字时，它们就牢牢焊在了谭利华心底。以准确的手势诠释每一小节，让古典音乐走进更多人心里，是他前半生最清晰的线索。

　　除了北交的艺术总监，紧跟在“谭利华”名字后面的头衔还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大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尽管这些身份意味着开不完的会，聊不完的座谈和签不完的文件，但它们仍然远比一个“指挥”更具备世俗意义上的诱惑与亮度。

　　问他最中意哪一个，他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只有走到台口时，那个我才是真正的我。”（王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