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帅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证明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那年23岁，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那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在一阵锣鼓声和呐喊声中，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顶端涂着猪血并用油炸过的长竹竿（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第一个往上冲。当他快攀上墙顶时，被寨上的敌人用竹竿给捅了下来。掉进深山沟里的许世友竟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他在战争年代负伤13次，身上有战创1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在红军时期的一次战斗中，敌军一弹击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因失血过多，他脸色惨白，昏迷一天一夜。当时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钱钧竟奇迹般地醒来了，还清楚地听到三十三团团长与战士的对话声：“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当时大家高兴极了：“政委活过来了！政委活过来了！”钱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刘昌毅中将也有类似死而复生的经历。在红军时期的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中。在抬刘昌毅进棺时，他的警卫员拿出他生前用的一支手枪说：“连长最喜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于是把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这时，警卫员突然发现刘昌毅的手指在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于是大家把他从棺木中抬出。经过几天调养后，刘昌毅又回到了战斗岗位。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捡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开国将帅们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开国将帅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他指着自己鼻梁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杜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杜将军身上有9个战创，鼻梁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战创是其中最轻的一个。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死亡的考验，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大彻大悟了。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以死相拼的力量远远胜于敌人优良的装备。他们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他们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对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大举“清剿”一个多月。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照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加上罹病行动不便，在梅岭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从容写下了《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种出生入死的经历，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毅元帅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他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在北京怀仁堂拍案而起，奋起抗争，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有人称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