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撼的数字：200多位开国将帅平均每人有2个以上战创

　　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情景。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许世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刘震、陈士榘、洪学智、余秋里、李德生、张震等200余位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很少有将军身上没有战创的。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计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累累战创，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开国将帅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他们的上半生也就是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与20世纪上半叶并轨而行。

　　开国将帅们最早的战创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了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北洋军对四川的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伤了。

　　一位德国医生主刀动手术，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上汗水直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怎么知道的？”刘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地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还没遇见一个像他这样勇敢的人。”

　　刘伯承在一生的戎马生涯中，先后负伤9次：左脚一伤；颅顶一伤；右眼一伤，使其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伤，险些丧命；左臀部一伤；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伤；右手侧面一伤。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帅们负伤最多的时期

　　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帅们负伤最多的时期，我采访的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大多数是在那时留下的。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先生统计：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负伤者不计其数，光牺牲的人数就达到3000多人，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在红军时期，军以上干部就牺牲160多人。

　　罗应怀少将是红四方面军的打旗兵。那个年代，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四肢中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比划着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就是这条腿，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罗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只有我一个。”

　　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梁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又升任副连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了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先后两次负伤……梁兴初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9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