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能陶冶性情

　　就是至高无上的音乐

　　记者：您第一次接触指挥是什么时候？您觉得成为一名出色指挥家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朱晖：家人送我到新加坡就读华侨中学。学习期间，我得到新加坡著名小提琴家吴顺畴的指导，正式学习小提琴。某天，吴老师邀我去听交响乐，那是我第一次听音乐会，第一次领会指挥的神奇魔力。乐队指挥就像驾驭千万骏马的驯马师，马群的行进方向、速度快慢、跳跃高低，皆控制在一人之手。我认为成为指挥家首先要精通一种乐器，亦须熟识各种乐器，并且注意加强文学修养，研究各位作曲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情形和乐曲风格，甚至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才能呈现出不同乐器的精髓。

　　记者：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对指挥专业的要求到底有多严格？

　　朱晖：我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就读，希望能主修指挥与小提琴等课程，但当时音乐学院规定，必须先修完一般的音乐学院课程，才能再修指挥课程。皇家音乐学院是三年制，也就是说，在第四年才能修指挥课程。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对学指挥专业的人要求尤为严格，不但要有良好的音乐素质和气质，而且要基本掌握交响乐团中几种乐器，要专习乐理、音乐史、和声。有个同学常跟我抱怨，认为学校刁难我们，故意拉高学校门槛，好让人们崇拜这所学校。我说，学校的标准是高，但多掌握一些技能对咱们是好事。后来，那位同学从学校消失了，而我坚持辛苦地练习。

　　转年的某天，院长卡里恩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他听学校里很多人称赞我学习刻苦，我告诉他，有句话叫“笨鸟先飞”，我只是比别人多花费了一些时间。他指了指办公室里的一架竖琴说，你能为我演奏一段吗？我演奏了一首舒伯特的《小夜曲》。一曲结束，院长说，朱先生，你明天就可以到指挥系学习了。学院破例同意我从第三年开始主修指挥课程。

　　记者：您在28岁时就指挥过英国、比利时、法国、丹麦、西班牙、挪威、瑞士、德国等欧洲一流的管弦乐团。是什么坚定您的信念呢？

　　朱晖：环境愈恶劣，想作出成绩的欲望就愈强。我父亲告诉我，如果欧洲人能做好，那么我要做得更好，这样才不会被别人瞧不起。我跑遍了欧洲各地的名山大川，了解当地民风。每个国家的音乐都融入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西班牙音乐热情奔放，法国音乐浪漫多情，德国音乐坚毅刚强。在指挥不同国家的音乐时，总能感觉到自己的血液与音乐融为一体，或奔放，或浪漫，或狂野。东方人完全可以探索西方音乐的奥秘，可以更客观地对待西方各民族的音乐。好的音乐根本没有国界和古今中外之分，任何旋律只要能够陶冶性情，使人达到和平安详的境界，就是至高无上的音乐。

　　记者：从1969年起，您被雅典希腊歌剧院交响乐团聘为音乐总指挥将近10年，能否谈谈您那段时间的经历。

　　朱晖：1975年，我指挥乐团首次演出著名希腊指挥家狄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的《塔菲》《大协奏曲》和希腊作曲家斯卡尔科塔斯的《古典交响曲》。演出成功后，许多希腊作曲家纷纷将自己作品的总谱送来，请我来指挥演出。我指挥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出了比才的《阿莱城姑娘》第一组曲和巴托克的《舞蹈组曲》《两个肖像》，又连续指挥雅典的三大乐团──国立交响乐团、歌剧院交响乐团、电台乐团──举行了六天公演，音乐界称之为“朱晖周”。

　　乐团应该演奏值得欣赏的音乐

　　不能因强调传统而停滞不前

　　记者：1978年您到新加坡建立交响乐团，这个决定意味着从头开始，为什么这么做？

　　朱晖：新加坡政府决定创办新加坡交响乐团，再三邀请我。我在欧洲二十多年，当过二十多个国家的五十多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但这些都好像是住进别人设计好的房子，纵然有些设计不合理，我最多只能修修补补。我总想自己当设计师，设计一个最理想的建筑。新加坡给了我这个机会。

　　记者：这种经历犹如创业，谈谈您创业的难处。

　　朱晖：新加坡交响乐团于1979年1月成立。那些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很快，人们把子女送去学科学技术，音乐艺术人才奇缺。为了使交响乐团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标杆，我到美国等地找来一批团员。全团共有60人，一半欧洲人，一半亚洲人。用外国人不是丑事，不必惭愧，但有了外国人就不训练自己的人，那就错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聘用外国人，一方面训练有才干的学生。在训练乐团时，开始是一两周训练一套曲目，慢慢改为一周一套曲目。曲目也是从巴洛克时期、古典乐派、浪漫乐派，等等，按部就班地来安排，每一套曲目都有它的训练重点。譬如，这套曲目重点是在训练弦乐，另一套曲目则是为训练铜管，这些都是在奠定乐团良好的基础。我们还建立了由80人组成的合唱团，每两周举行一次周末音乐会，鼓励听众购买可用三个月的季度票。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加坡交响乐团并没有演奏本地作曲家的作品，没有委托本地作曲家写曲。这是您刻意安排的吗？

　　朱晖：乐团是一个昂贵的团体，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时间为听众演奏值得欣赏的曲子。新作品可以由我们的青年乐团演奏，青年乐团有委托作品的预算，我们乐团每年单是解决团员的薪金就已经够累的了。

　　记者：您曾在东方开拓交响乐事业，如何看待交响乐目前在东方普及的情况？

　　朱晖：我不赞成把交响乐说成“外来音乐”。交响乐不应是西方国家专有，东方人不应甘心输给西方。东方人完全可以探索交响乐的奥妙，而且可以超脱西方的一些偏见，更客观地对待欧洲几个民族的音乐，加以吸收、改造并有所创新。只要培养得法，东方有的是人才。在音乐方面，不能提倡一样，否定一样，不应该仿古。中国的民族音乐和乐器值得发展，但也要有创新，不能因强调传统而停滞不前，否则会使音乐窒息。史塔温斯基作曲时写出一个音符，乐团说，这个音是没有的。史塔温斯基说，那你们去找吧。乐团就去加工乐器，创造出来那个音符，从而扩大了音程。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

　　朱晖口述

　　27岁时我成为

　　欧洲最年轻的指挥

　　1957年，27岁的我去了比利时，一面在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深造，一面寻找机会。1958年，比利时国家交响乐团同意让我指挥。我邀请比利时最权威的经纪人格里尔出席我首次登台指挥的音乐会。因为只有得到他的认可，我才有可能在欧洲站稳脚。但格里尔脾气古怪，而且对指挥家要求严格，甚至苛刻。明白我的来意后，他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说：“指挥是很艰难的职业，对东方人来说更是如此。”我说：“格里尔先生，东方人创造的奇迹并不少。”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答应观看我的首场演出。

　　演出开始时，作品的第一部分演奏完，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格里尔径直朝舞台走来，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下半场他还想听。演出结束后他找到我：“很抱歉，今年的任务排满了，明年一定给你安排。你完全有资格得到这个荣誉。”

　　几天后，格里尔又找到我，告诉我比利时国家管弦乐队的西班牙指挥家阿陶尔福·阿根塔突然去世，问我敢不敢代替他。这是难得的机会，但我面临重重困难，一是离排练演出只有三天了；二是节目单上有三分之一节目于我比较生疏。

　　我跟格里尔商量，建议换一些节目，因原来的指挥家是西班牙人，当然会以西班牙乐曲为主。格里尔同意了，他把我新换的节目单给对方看，对方欣然应允。格里尔又问我要多少报酬，我写信征求父母的意见。父亲回信说：“士为知己者用。切不可收人家分文，要竭尽所能执行任务。”我不折不扣地遵照父命回复了格里尔。

　　演奏会的巨大成功，使我被聘为1959年3月至1960年3月的比利时国家管弦乐队的指挥，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国家乐队中最年轻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