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 象

　　他是指挥界的

　　“亚裔三杰”之一

　　上世纪60年代，一批亚洲指挥家崭露头角，出现在世界乐坛。其中朱晖是绕不开的名字，他与祖宾·梅塔、小泽征尔并称“亚裔三杰”，但他在盛名之下异常低调，所以大师光环多了几分朴实和含蓄。

　　7月初的一天，记者走进天津交响乐团排练厅。指挥台上朱晖的背影，一点儿不像八十多岁的人。他带着温和的笑意上场，手臂有力地挥舞，富于力度又精确潇洒。在休息室，这位八旬老人谈起音乐，仍充满激情和活力。

　　他出生在一个沉浸于东方伦理的华人家庭，对东方优良传统价值观刻骨铭心。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使他树立了音乐理想，养成了勤奋、好学、谦虚、敢于拼搏的性格。他又吸收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文学、历史等知识，融汇到音乐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指挥风格。

　　当被问及为何如此低调时，朱晖说自己一向是实干派，实力够了，名气会随之而来。1955年，他毕业于英国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曾赢得该院两项指挥大奖。之后游历世界各地，声名远播欧、美、亚乐坛。1979年，他应新加坡政府之邀创建新加坡交响乐团，任音乐总监。经过他多年辛勤培育和苦心经营，新加坡交响乐团终于成长为亚洲一流、享誉世界的杰出乐团。曾有伦敦媒体对他的指挥艺术评论说：“他触摸到了音乐的灵魂。”

　　朱晖的普通话带着些许福建口音，说到专业词汇时会穿插些英文。这得益于在英国读书时，父亲要求他每周用中文写一封信回家，坚持下来，中文丝毫没有退步。

　　朱晖的妻子叫阿历珊达，是希腊一所大学的考古学家。对于妻子，朱晖充满感激，直言“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人”。现在演出之余，这对恩爱夫妻有时会到英国看看孙子，有时在雅典乡下家中欣赏爱琴海，享受夏日暖阳，过着神仙眷侣的日子。“妻子一直让我把人生经历写成书，但这些事对我而言好像上辈子的事。你们愿意听，我也乐于分享，但不会主动说。如果人生重新来过，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仍会选择生在这样的家庭，无怨无悔地投入指挥事业。”

　　生活并非享受而是奋斗

　　绝不浪费一分一毫，包括时间

　　记者：您曾说过，事业上的成功首先归功于首任老师──父母的培养。据我了解，您父母并不是从事音乐工作的，您接受音乐教育也不比其他音乐家早。能谈谈父母对您音乐方面的启发吗？

　　朱晖：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巨港，祖籍广东省澄海县。我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员，一个教英文，一个教中文。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父亲对外国古典音乐、中国民间音乐都有相当修养。每当播放外国古典音乐时，他会利用中外历史知识为我作讲解。他以中国古典诗词对照外国古典音乐，肖邦作品中凄婉浪漫的情感，很像李后主的“亡国之音哀以思”，都有一种生死之恋、国破家亡的伤感；莫扎特作品描写大自然的雄伟气势，很像李白的山水诗；舒伯特作品中流露的感情常有陶渊明作品中追求的“采菊东篱下”那种悠然自得。这些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者：他们是怎么发现您的音乐天分的？又是如何培养您的？

　　朱晖：我五六岁时，妈妈带我到朋友家欣赏家庭三重奏音乐会。回家后，我从椰树叶做的扫把上抽出几根棍当小提琴，模仿大人拉琴的姿势，边拉边唱。妈妈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不久，父亲从新加坡出差回来，给我带回一把儿童小提琴。当时巨港很难找到提琴教师，父亲买来一本自学小提琴的英文书，按照书本指导我。

　　为了测验我的听觉，父亲别出心裁，将我的眼睛蒙住，让我听汽车喇叭的声音来辨别汽车行驶的路线。为了鼓励我，父亲还在房间里挂了六位伟大音乐家的像片，加深我对音乐大师们的敬仰。

　　11岁时，家人把我送到新加坡读华侨中学。16岁时，我通过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海外学生评鉴，获得第八级（最高级）文凭。父母又节衣缩食送我去英国学习。我深知父母付出的艰辛，所以给自己立下人生座右铭──生活并非享受，而是奋斗。

　　记者：从小离家求学，对一个孩子来说很苦。

　　朱晖：在新加坡的学校里，学习与练琴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怕练琴干扰别人，就把自己关在汽车房，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刚到英国时我只会简单的英语，我一边摆着一本英汉大辞典，一边摊开书本，把生词翻译出来，再把句子串起来读一遍，天天读，不间断地读，持之以恒读完一本书，生词也就见少。我没有假日，也没有玩乐。同学约我去跳舞我都婉拒。我不会跳舞，说出来没有人相信。学音乐的哪有不会跳舞的？可那时我真的没时间学。我的生活也很节俭，自己煮饭，自己洗衣服，不抽烟不喝酒，绝不浪费一分一毫，包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