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于自己的表达”

　　拍民族题材的电影，一直有两个误区：一味猎奇和自说自话。作为一个旁观者怎么去理解融入当地的文化？东西方学者关于西藏的传记，十八军的历史资料，都不同程度开启了杨蕊的思路：“藏语‘金珠玛米’的原意是‘打破锁链的人’，特定历史背景下，一群理想主义者进入一片陌生的土地，引发各种价值观的碰撞和冲突，这正是吸引我也是我想拍的”。

　　为了让《金珠玛米》真正“落地”，杨蕊说服“康巴三部曲”的作者、康巴藏族作家达真加盟编剧团队，当剧本改到第12稿时，藏族表演艺术家多布杰终于答应出演片中为他量身定做的“藏族头人”角色。

　　为了在片中表现人性的深度，杨蕊一开始就锁定了功底深厚的舞台剧演员，而要拍出西藏生活的质感，藏族演员又是最佳的选择。几经周折，多布杰等西藏话剧团的几个台柱子最终硬是被杨蕊“抢”进了剧组。

　　杨蕊的几部片子都选择了在别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民族题材，去偏远地区拍片成了她的工作常态。

　　在杨蕊看来，衡量一部电影的意义和价值的，并不只是票房，而是它在电影史上的位置。《毕摩纪》刚拍好时在圈外可以说是默默无闻，5年后随着民间放映的兴起，价值开始显现，2015年更入选新中国成立后20部人类学民族志电影。

　　《翻山》是杨蕊拍的另一部纪录片，去年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文化高层会议上，中外学者一致肯定了它在少数民族电影叙事上的极大突破。

　　《翻山》在北京当代百老汇影院放映了一年，清华大学成立专门课题组跟踪调研并写下了《电影是什么——实验电影<翻山>研究》一书。“所谓文艺电影不是文艺腔电影，而是它在主题表达上，历史观价值观上，叙事方法上，电影语言上有突破，对电影史有革新和推动作用。”杨蕊说。

　　“我在云南拍摄了4年，随着在那里的感受、和当地人关系的变化，我也在成长，我将这种成长的心路历程融入影片。”2010年2月18日晚，入围第60届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的《翻山》在柏林首映。

　　“以前我拍的纪录片比较封闭，是在展现民族风俗，比较人本主义，到了这部电影，抛开了民族和猎奇，进入生活中无法控制的状态。我不想给观众一个具体的故事来调动他们的喜怒哀乐，希望《翻山》能让他们去体会自己在生活里无法抓住的一些感觉。它不是大众电影，不能获得广泛的生活层面和情感层面的共鸣，但我也希望真正坐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能够进入自己的内心。”

　　其实对杨蕊来说，她的每部电影都是在“翻山”，“我的性格里有比较‘轴’的一面，开弓没有回头箭，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忠诚于自己的表达。”

　　2003年跟田壮壮拍《德拉姆》，从云南跟随马帮一路走到西藏，进藏第二天，杨蕊就摔了，脚肿得透亮，硬是咬牙坚持下来；拍《毕摩纪》时遇上洪水，100多人在山上下不来，住在茅草屋里，睡在草垫子上，苦中作乐。拍摄以佤族英雄为主题的国家人文地理微电影《图腾之旗》时，由于拍摄地点都在深山老林中，所以摄制组经常要先开车，然后再走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片场，异常辛苦。

　　在西藏昌都拍《金珠玛米》时条件就更险恶了。为了再现上世纪50年代初的西藏山谷，得避开各种旅游和现代气息浓郁的地方，把外景地选在了相对闭塞的昌都江达德登乡。从2015年6月初到8月下旬，剧组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拍摄了两个多月，前后300人进进出出多次，撤离的时候不到50人，杨蕊自始至终都在坚守，哪怕是因感冒引起急性肺水肿咳得说不了话。

　　“那种龙卷风是你在内地不可能看到的，巨大的乌云就在天边，卷着就过来了。”环境艰苦，但景色壮美，在这部电影中，有雄伟壮丽的草原奇观，少数民族的狂欢仪式，龙卷风中追逐马群的激情飞扬，还有马、秃鹫、雪山、冰川、湖泊等元素，鸟瞰镜头震撼人心，而面具、祭祀、族群仪式等让这部电影颇具异域神秘感。

　　尽管《金珠玛米》大胆走了类型片路线，但在杨蕊看来，在精神气质上它和自己以前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杨蕊说，这部电影在众多商业片中很有一股“雄浑的泥石流的势头”，希望上映之后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意识到少数民族身上的活力、单纯，加深对人性的认识、思考”。（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