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坐在大银幕前看完自己执导的《金珠玛米》，灯亮的那一瞬间，杨蕊没想到自己心里涌起的竟是极度的寂寞。所有的艰辛，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欣慰，这一刻都已翻篇儿，等待她的，是下一个全新挑战。

　　被称为“西部热血史诗巨制”的电影《金珠玛米》，是杨蕊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这部电影以1950年昌都战役为大背景，讲述了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在执行任务时与当地头人、土匪和差巴之间发生的一段藏区往事，用诗意化的意象诠释了解放昌都、和平解放西藏的真正含义，用一次灵魂的碰撞印证了“金珠玛米”在藏族百姓心里的特殊意义。

　　涉及政治、军事、民族、宗教，由于题材特殊，这部电影五六年前就开始筹备，经历了剧本立项研讨，数次审查，主演和片名更换，终于拿到公映许可证。

　　“在电影中我更希望展现人性”

　　1950年，十八军进藏途中，路桥被土匪炸毁，粮道被断，部队粮食补给困难。十八军某部战士华山因为偷拔藏族群众田里的萝卜，被处以禁闭。为立功赎罪，他跟随指导员向藏族群众借粮，却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作为西藏的一个门户，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昌都战役历史意义非同寻常。2015年，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前夕，杨蕊接过了《金珠玛米》的导筒。

　　怎样站在大历史观的视角下表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可不可以不浓墨重彩去表现战争，而是更多去关注大变革中人的内心？受美国西部片的启发，杨蕊果断把战争作为背景，“在电影中我更希望展现人性，大时代背景下，面临大的历史变革时，西藏各个阶层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性碰撞”。

　　“体现人的尊严是我们的努力方向。现在很多电影对人性的表现都太粗糙了，这部电影给了我一次机会，历史尤其是大变革时期是特别能展现人性的。不管当前的电影市场是怎样的，希望凡是来看这部电影的80后、90后或者更年轻的观众，都能从中看到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感受到电影承载的力量。”拍过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民族题材电影，除了展示民族的风俗人情、山水风光，杨蕊的片子里更多的还是对人性的探索。

　　199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新闻系本科的杨蕊，在辽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担任过纪录片编导。7年后，她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并留校任教。在此期间，杨蕊与日本NHK电视台合作拍摄了纪录片《杂技人生》，还担任第五代导演田壮壮的纪录片《德拉姆》的副导演，并拍摄了记录这次创作过程的影片《游来歌》。杨蕊说，这些经历让她学到了很多，在她后来的作品《毕摩纪》中就渗透着这些感悟。

　　纪录片《毕摩纪》是杨蕊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第一次把镜头伸进彝族文化中最神秘、最神圣的“毕摩”世界，对她而言，那是一次艰难的影像创作，更是一次心灵穿越。

　　2002年，杨蕊在北京偶然结识了彝族音乐人吉克曲布：“他跟我说起毕摩，说他来自毕摩世家。”在四川大凉山，生活着依旧沿袭古老传统的彝族人，他们的大祭司叫毕摩。她的彝族音乐人朋友说，千百年来，毕摩靠念诵经文、做法事，来沟通彝族人与天地鬼神的交流。2002年，杨蕊拿起DV，跟吉克曲布来到他的家乡大凉山，“那个地方特别打动我，不是我任何经验里的世界。2004年，我给学校递交了一个拍摄方案，很快就通过了”。

　　最后一次采风，杨蕊在大凉山待了一个月，广泛调查了整个美姑县所有毕摩的资料，走访了几十个毕摩，最后选择了3个毕摩，也可以说是3类，就是神、鬼、人的代表。从许多文化人类学者的书中杨蕊了解到，神、鬼、人其实就是凉山的一种文化生态，“生活中，这是神，那是鬼，这是我，很和谐”。

　　虽然是一部表现神灵世界的作品，杨蕊却始终有一个明确的追求：真正走入人的内心。

　　在《毕摩纪》里，3个原本很符号化的毕摩被杨蕊开掘出了人性中的命定的矛盾，从而有了血肉的温度，有了丰富的情感：招魂毕摩一生都在救赎别人，可是他为了要生下一个儿子，延续神的香火，先后娶了4个妻子，前3个妻子都被他抛弃，并相继死去，他也为此倾家荡产；咒人毕摩是尴尬而悲凉的，社会的进步、肉身的衰老，咒人仪式已经无法存继，曾经的荣耀已经渐渐消失在他虚妄的回忆中，他经常醉醺醺地闯入别的法事，在疾病、无奈和落寞中消磨着生命；村官毕摩自负而常常被欲望所牵，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爱跟男人们吹牛，因为不善于与人沟通，又常常承受着误解、责难，但他不会改变而是借酒来发泄，无奈地挣扎在各种角色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