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著作是文化圈子中的社会生活史

　　邓先生在上海居住了四十年，却没有见他写过上海风土人情和人文掌故的文字，就是偶尔说一两句上海话，也显得很蹩脚。他的著作都是关乎北京——这座令他魂萦梦牵的文化古城。

　　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文化古城旧事》，责任编辑是中华的沈致金先生。这本书出版时，先君刚刚去世。秋天，邓先生寄来了这本新著，题写的上款是母亲和我的名字。《文化古城旧事》中写到的人和事，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内容，这本书的重点是写故都时代的北京，实际上就是国民革命以后，结束了北洋政府时代后的“北平特别市”时期（1928——1937），这也是我做北京史研究探索时最为重视的十年，是北京旧文化的“落日余晖”时期。其实，这个题目也是我每次和邓先生长谈时最主要的内容。

　　邓先生在这本书里，着重于北平时期的文化教育，他以亲身经历和大量的史料为依据，将北平时代的教育状况娓娓道来，也涉及到大、中、小学的体制与课程。但是，邓先生这段时间并没有经历全部的过程，其中的谬误也是有的。在学人佚事一节中，从王国维、梁启超、柯劭忞到叶恭绰、章士钊等都有涉及，有些是史料，也有些属于掌故轶闻类。同时也谈到当时遗老和旧文人的生活状态，有些材料弥足珍贵，例如他曾与柯凤孙之子柯燕舲相交友善，而柯燕舲也是才子，后来因吸食鸦片而潦倒，其下落很少有人知道。

　　我读是文后曾写信给邓先生，补充了关于柯凤孙的一些材料以及《新元史》的几点问题，都得到邓先生的认可。邓先生的《文化古城旧事》出版后，遭到的质疑意见最多，批评意见也不少，指出了其中不少错谬之处。但是，无论怎么说，邓先生钩沉旧事的一家之言还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这一段历史，今天以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文章不少，只是往往缺乏实在的材料。前人的闻见不可完全作为可靠的依据，但也会勾勒出一个感性的社会形态，因此，像邓云乡先生这样的笔记也是不可或缺的。他的著作，以信史论之，不足以引证为凭；而以笔记视之，则可以扩大视野，补益时代之人文，同时也是文化圈子中的社会生活史。邓先生一生中在北京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他对传统文化在北京最后的辉煌却极其珍视，像陈纯衷（宗藩）的《燕都丛考》等，就是他最推崇的北京史料，他多年来在这些史料中搜寻着旧京的遗迹。

　　既无显赫的家世背景、社会关系，也没有完整的求学经历和正式师承

　　邓先生在北京时就读了好几所大学，都没有能终其学业。在五十年代初，他曾供职于燃料工业部，后来到了南方，在苏州、南京和上海电力学校教书，始终未能从事他所钟爱的文史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做些《红楼梦》的研究，他能有晚年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邓先生既无显赫的家世背景、社会关系，也没有完整的求学经历和正式的师承，完全是靠他自己不懈的努力，求教于众多的前辈学者，其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在《文化古城旧事》之前，他还有一本《增补燕京乡土记》，这是部关于旧时北京社会生活，市井百态的民俗著作，也许有人会说，邓先生不是金受申、不是张江裁，何以有资格谈北京的乡土民俗？我以为，邓先生在这部著作中的风格，有异于那些老北京琐谈，他的这部乡土记对很多风俗都能够溯本清源，道出成因和背景。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

　　“云乡此著……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乡土民俗读物，写燕京旧时岁时风物、胜迹风景、市尘风俗、饮食风尚，文笔隽永，富有情致，作了结合文献资料和个人生活经历的很有趣味的叙述，其价值应不亚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作，所以它不仅与历史、人文、地理有关系而已，无疑还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极好的素材。”

　　邓云乡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八十年代后的社会环境给予了他广阔的写作空间，他的书能在那一段时间连续出版，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近代北京历史人文的关注。曾有人说，邓先生的文章中兑的“水”多，东拉西扯多。我想这要如何看待，只要“兑水”兑得适当，引起读者的兴趣和触类旁通的知识，那就不足为过，总比干巴巴的理论叙述要引人入胜罢。更或许，这就是邓云乡的书能得到那么多人喜爱的原因。

　　1999年，突然接到邓云乡先生去世的消息，几乎不敢相信，他的身体那样好，精力那样充沛，怎么会说走就走了？终年只有77岁。每当想起我和邓先生的交往，都会觉得他依然在世。邓先生如果晚走一些年，他一定会有更多的著作问世。供图/赵珩

　　（本文将收入作者《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