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生病?”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生病?”面对医生的宣判,范宇第一个反应除了自问,更有深深的反思。“像所有癌症病人都会经历的否认、恐惧、沮丧到接受的心理过程一样,这个过程很多病人要经历几个月,几年,甚至到生命终结,我庆幸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过抱怨。”

　　反思其中,范宇的结论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细想生病的前几年,身体给了她很多的提示。她说,自己体温一直偏低,有四五年的时间没有发过烧,“我以为这是好事,以为自己身体非常好。”之前有过严重的过敏症状,包括呼吸道过敏,以至发展成哮喘,因为哮喘住了好几次医院,之后哮喘没有了,“我以为是跑步把哮喘治好了,后来又发展到皮肤过敏,但这些都没有引起我的重视。”

　　由于平时工作非常紧张,范宇经常失眠伴有头晕。一次开车,因为严重眩晕,她被迫把汽车停在了路边,“就这样也没有想着去医院做彻底检查。”她说,“生病怪不得别人,要怪就怪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过程中,范宇结识了美国心理学专家雅迪。通常大家安慰人时说的“你要坚强”,在雅迪这里变成了,“你不用坚强,你现在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女孩,你可以大哭,你可以把你心中真实的感受倾吐出来。”

　　那一天,雅迪像怀抱婴儿一样抱着范宇,任她在怀里大哭。“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范宇说,“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碰到不一样的挫折,此时,脆弱的我们非常需要心理上的疏导和安慰。”她突然明白“承认自己的软弱,才是最大的坚强。”

　　当心理从紧张、恐惧,到可以平静地接受现实,她开始着手安排自己的“后事”。草拟了遗嘱,但最放心不下的仍是自己唯一的儿子,“他当时还未成年,在我生病之前已经去了美国留学,他在绘画方面有非常好的天分和造诣,被一所非常好的艺术高中录取,学费非常贵。但按照我之前的收入,完全负担得起。”突发的疾病令她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得赶快把房子卖了,得给儿子把后面的学费留着。”这个时候,身边的朋友、长江商学院的同学、闺蜜们出现了,他们告诉她,“你的儿子就是我们的儿子,你不要再为儿子的事情担心。”并且组建了一个专项救援范宇的微信群,“这一切,我并不知晓。”

　　她开始写病中日记,除了释放内心,更多是理性的去分析判断病情。她对身边每一个关心她的人说,“我要在第一时间知道我的病情信息,所有的决定和判断要由我自己来拿。”

　　从搜集整理的病理资料中,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病情的复杂程度:当时很多医生给出的判断是立即手术,但风险非常大。因为肿瘤临近语言功能区和运动功能区,术后,可能出现身体半边瘫痪,语言功能丧失,甚至下不了手术台。

　　冷静之后,范宇决定:不做手术,保守治疗。

　　接受了半年化疗,同时选择中医全身调理。期间,范宇参与了自己的整个治疗并保持清醒的判断。回首再看,她说,“我当时做的决定是对的。”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

　　当知道自己的生命要用倒计时来计算的时候,除了安排好身后事,范宇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过好剩下的每一天。”她说,“以前工作压力和时间都太紧了,很多事情是我想做而没有做的。”

　　之前陪儿子上美术课时,范宇曾经有过多次的闪念,那么就从画画开始吧。她拜访了一名不错的老师,进行了系统的绘画学习。从临摹到后来尝试绘画创作,“老师说,我还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造诣。”

　　期间她看了很多关于养生、健康的书籍,并努力让自己回归到大自然中去。“过去很多年,我和大多数上班族一样每天穿梭在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间,回到家里也累得像滩泥,我们与大自然离开的太久了。”她开始养鱼种花,并把在寺庙里偶遇的流浪狗带回家,起名“小花”。

　　范宇热爱美食,以前工作太忙,“儿子是靠外卖和家门口的小餐馆长大的”。想起这些她总会特别愧疚。闲下来了,范宇开始悉心研究营养美食,记录自己烹饪的每一道菜,“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不在了,我儿子,还有未来的儿媳妇儿,他们还可以按照我的菜谱把‘妈妈的味道’传承下去。”

　　她在app上建立了美食主页,把自己做的菜谱、文字和图片分享给朋友,美食不仅让她交到了很多朋友,并且拥有了不少粉丝。

　　病中范宇没有改变自己喜欢运动的习惯,并且有意调整了运动方式。有朋友质疑并劝她“别折腾了”,可她仍然参加了川藏线徒步接力赛、女子21公里的长跑赛。

　　2014年末,闺蜜晶晶陪范宇去香港,当香港医生给出北京多家医院的相同诊断时,走过人潮涌动的街道,晶晶突然问,“范宇,你最想去哪里?我陪你。”她脱口而出,“南极!”对于一个脑癌晚期患者,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说说而已。没想到回京后,晶晶竟然悄悄的替她报了名。

　　“晶晶,你把范宇带去南极,万一出了事,谁负责?”朋友说。“哪个医生可能给一名重症病人开具证明,他得承担多大风险。”乘坐南极探险船需要提供游客健康证明。　

　　当脱口而出的“梦想”真的成了梦想时,范宇决定去跟自己的医生“磨”,并且当面签了“生死协议书”。她说,“如果真的在那么纯净的地方人就没了,过程也挺美好。”旅行公司负责人更被范宇震撼了,“还没有一个人为了去南极签下生死书,你是第一个。”

　　经过一年的精心准备,2016年末,范宇与朋友们一行踏上了探险船。当船只靠近极地大陆时,眼前蓝色的冰川咔咔作响,憨态的企鹅在冰面上蹒跚,“整个世界突然变得如此安静”,一瞬间范宇“感动得哭了”,“因为自己真的到了南极!”

　　从上船开始的恶心、呕吐,到血压升高……为了维持体力,范宇每天坚持在甲板上跑步,引起了一位户外杂志记者的注意。闲聊后,这名听过无数探险者动人故事的女记者竟被范宇的“南极故事”感动的泪流满面。

　　南极之行的最后一个晚上,正好是圣诞节,船上举行庆祝活动,不少旅行者分享了自己的精彩经历,当同伴和那位记者把范宇的故事讲给大家时,船上的资深旅行者们震惊了,他们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位东方弱女子竟有如此传奇的经历,和面对生死的“果敢”与“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