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停更的数据库

　　奔波在植物检疫路上已有30多个年头了，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梁忆冰都在进行检疫信息的收集和研究。

　　建立数据库，是萦绕在她心里的一个梦。

　　为了这个梦，上世纪80年代她就着手考虑开展相关工作了。

　　“我一开始不太了解这个专业，还是一位老领导的话启发了我。”梁忆冰忘不了1978年她第一天到农业部植检所报到的那一幕。当时的副所长王汝琪，是农业部最早从事植物检疫工作的前辈。他说：“植检所应该像外交部一样，在区域上分类，假如也设立出美洲司、欧洲司……就能掌握人家的情况。”这种思路一下子就让梁忆冰开悟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梁忆冰开始关注植保和植检的区别，1979年全国口岸检疫调查、广州地区实蝇诱捕调查、新疆黑森瘿蚊调查……经过几年的实践，她越来越感到检疫离不开信息，从此踏上植检信息之路。有了计算机后，梁忆冰的工作重心便从小卡片转向了数据库，1985年后，相继建立了有害生物的名录数据库、信息检索系统、风险分析检疫信息系统，一个个项目接力递进，年逾七旬的她仍在为中国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奔忙。

　　中国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是做什么的？

　　它是为适应动植物检疫工作中对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及法律法规等相关信息的需求而建立的信息系统。从2005年年底启动，到现在已经有10年时间了，开发了有害生物信息系统、风险管理应用系统、风险评估应用系统和口岸应用系统4大功能模块，实现了信息采集、信息查询、评估方法应用、信息统计、信息发布和安全认证6大功能。

　　世界各国在进出口贸易中都非常重视植物检疫工作。在WTO的众多协议或协定中，与植物检疫关系最密切相关的是SPS协议（实施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协定），对国际贸易中的动植物检疫提出了具体的严格的要求。

　　其中，风险分析是WTO各成员国动植物检疫决策的主要技术支持，能强化检疫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增加本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机会。但风险分析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科学，需要在大量信息基础上进行，其分析的准确性高度依赖于信息。梁忆冰他们做的工作就是重点关注外来有害生物在我国分布的情况，供国家有关部门使用。

　　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是植物检疫的基石，不仅为全国的检疫人员、风险分析工作者提供了工作平台和信息支持，也为检验检疫管理者进行决策提供了技术支持。

　　比如，广深港客运专线深港连接段隧道工程中，香港段将产生约24万立方米的工程渣土，需运入内地处置。在对土壤进行取样，进行有害生物检测后，依据系统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与香港土壤有关的有害生物名单，再通过系统模块进行风险评估，最终向决策部门提出了值得关注的有害生物名单及其官方监管措施。

　　口岸检疫人员对这个系统的评价是：数据量大、工作时效高，有一定的准确性，风险评估方法实用性强，有利于风险管理措施的制定。

　　对于有害生物基础信息的地位和作用，各发达国家和组织的科技政策呈现高度一致性，各国都重视基础建设，开展了有害生物调查和信息收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有害生物信息系统。像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及地区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用于支持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维护。

　　在我国，梁忆冰带领一些基层从事植检工作的同志们做的就是这些基础工作。靠着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梁忆冰和她的团队永不停息地输入着新的信息。

　　“梁老师是大家闺秀，梁启超的孙女，但她工作中没有一点架子。她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她是我非常敬佩的老前辈。如今在工作中遇到了难题还是愿意邀请她指点、参与。”说这话的人是曾任国家质检总局动植检司司长的黄冠胜。他本身也是植检专家，是推荐退休后的梁忆冰回归到这个岗位上来的伯乐。他笑言：“我现在已经是这个系统的用户了。”

　　至今，中国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已收集了100万条全球有害生物信息数据，55个国家的植物检疫法规，近百个国家的进境植物检疫要求以及出口违规通报信息。从地理分布上说，梁忆冰他们的信息收集范围已遍布134个国家，数据库里已有5万多种植物，有害生物4万多种。

　　这些数据，承载着检验检疫事业进程中每一个时期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