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在国内推行舒缓治疗时，周翾做的第一例随访病例，是一位来自河北的白血病患儿，9岁，她曾经的患者。在疾病第二次复发之后，父母带着小男孩儿回到了农村老家。

　　从他们家到最近的医院，要走半个小时的山路。孩子离开的那天夜里，家长得到指导，提前准备好了镇痛药、镇定剂和氧气袋。在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孩子对父母和3个姐姐说了3句“谢谢”，自己拔掉了氧气管。

　　更多的时候，推行舒缓治疗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成人肿瘤有专门的疼痛管理，儿童基本没有。国内很少有医生和家长，愿意给儿童使用镇痛药。周翾经常需要向患儿和家长解释，用吗啡镇痛是否安全。

　　由于化疗药物的副作用，病房里有个孩子，口腔中遍布着溃疡面。他不说话，不吃饭，甚至不肯喝水，整宿醒醒睡睡。

　　周翾在他病床前坐下了，用一个1到10分的量表测试孩子的疼痛情况，10分代表最疼。孩子一伸手，指到了8分的地方。旁边的家长却“噗”地笑出来了，因为孩子没喊没哭，偶尔还会看看平板电脑。

　　“经常会有家长，不相信孩子真的有那么疼，其实，孩子往往是忍着的，甚至是不会表达的。医生只要确定有病灶存在，孩子说有那么疼，那就该相信，真的是那么疼。”

　　准备开展疼痛管理时，周翾给血液病房的71名护士，做了“疼痛认知调查”。将近九成的护士，在日常工作中，没有给患者进行疼痛评估的习惯。超过一半的人，在学校中也未曾接受过疼痛管理教育。

　　“对舒缓治疗来说，疼痛管理是第一步。舒缓，就是舒适，如果连疼痛都无法解决，又谈什么舒适呢？”周翾问。使用止痛药时，她需要根据药物的半衰期，给每个孩子专门列一张表格，记录联合用药的时间和剂量，每隔几个小时，就根据孩子的疼痛感变化作出凋整。在北京儿童医院，放着吗啡的库房，需要用专人的指纹开启。

　　为了推行舒缓治疗，她还请来专业的心理医师，对家长展开哀伤辅导。家长们表达哀伤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因悲伤而分崩离析。有的会努力开始新生活。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生前热衷于公益，也做了志愿者。她与别人聊天谈到自己过世的孩子，会拿出照片回忆孩子的往事，并不刻意回避。

　　有家长找到了周翾，大人已经有了迎接坏消息的心理准备，但孩子自己，仍然充满对生的希望。周翾与孩子聊天，孩子对她说“不怕了”，又说，还是会遗憾，仍然想治疗。等周翾走了，孩子对父母说，“再也不想见到这个阿姨了”。周翾明白，自己心急了。

　　她给这个孩子安排了安慰疗法，让他在“自己仍然在接受治疗”的满足感中，走完了生命最后的阶段。“如果继续治疗就是他最后的心愿，那也应当满足他。”她说。

　　她曾横穿大半个北京城，去一位患儿家中随访。陷在四环的车流中时，她突然感到“路漫漫”，心头“沉甸甸”，手握着方向盘，眼泪默默淌在衣襟上。

　　“我也想过停下来。”她在随访手记里写道。

　　但她没有停下来。2015年3月28日，北京儿童医院附近一家酒店的5楼，周翾揭开了覆在背景墙上的红布，有3间活动室的儿童舒缓治疗活动中心正式启用。这里曾空空荡荡，各式各样的人，零零星星捐来了投影仪、微波炉，甚至是沙发、办公桌，一点点填满了每个角落。

　　周翾的志愿者团队也在这个空荡荡的屋子里变得越来越大。

　　她听说，美国的舒缓医疗起步于30多年前。那时，在一棵大树下，一群医生你一言我一语，让儿童舒缓治疗这个概念成了型。

　　如今，周翾说，舒缓中心的志愿者者团队“快要有美国那棵大树下的医生那么多了。”（张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