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西北

　　2017年7月，盛夏的古城西安，暑气蒸人。笔者再次造访赵振川位于大唐芙蓉园外的画室，时空仿佛回到了三年前的初次见面，依旧是熟悉的画案与座椅，依旧是难得的清凉与静雅，一杯香茗奉上，沁人心脾。

　　“父亲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西北题材作品，大西北的自然山水人物在他身上唤起了新的观看方式和感知方式。”赵振川拿出了八帧新近发现的册页，它们均出自父亲赵望云之手。西域雪山、高原美景、辩经僧人、藏族妇女……看似简单的线条与随意的勾抹，却无不让在场的观者叹服，能运用如此干净洗练的表现手法，唤醒出那片神秘土地文化新生的活性因子，唯有赵望云。

　　“中国山水画自唐以来，兰州以西的大西北地域绝少有人去反映。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赵望云定居西安，先后数度赴河西、新疆、青海等地写生，成为中国画史中系统全面以西北山水为创作对象的第一人，为中国画的审美带来了崭新的气象，也为日后‘长安画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一同到访的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作家杜爱民补充道。

　　祖国的大西北，山原雄浑壮丽，民风朴实厚道。赵望云，这位北方的“民间人”，在这里找到了最契合自己艺术理念的风土人情。这块曾经游离于画史之外的“域外”宝地，终成一位艺术大师用笔耕耘的沃土。

　　因为西北，赵振川进一步理解了父亲的胸怀。1962年7月，他随赵望云赴甘肃、青海采风，这已是老人第五次赴河西走廊、祁连山写生。“在牧场上，我们在哈萨克的帐篷里过夜。牧场的夏天真美，马群、羊群、驼群，散布在广袤的草原上。父亲为了抢时间，刚下车就开始紧张的写生，直到日落西山，余晖即尽，方才收笔。”

　　这次历时百余日的西北之行，行程数千公里，分别在西宁、兰州、西安举办写生画展，并出版《赵望云祁连山写生》，收获颇丰。此时的赵望云已年逾五旬，距他1942年首次赴西北写生已经整整过去20年，但在儿子赵振川眼里，“当父亲回归大自然时，处处显露出一种童心”。

　　因为西北，赵望云与关山月成为挚友。1943年1月，赵望云的“西北旅行写生画展”与关山月的“西南旅行写生画展”同在战火中的陪都重庆先后举办，“或许是由于我的画反映的内容跟他（赵望云）有共同之处吧，我们真是一见如故。”关山月说。

　　同年春夏之交，赵、关二人更是与张振铎再次谋划到大西北写生，那次西行，关山月记忆犹新——

　　“我们一起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锅盔当粮，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月，出了嘉峪关，登了祁连雪山。当我们来到敦煌这一艺术宝库的时候，正值张大千刚刚搬走，而常书鸿刚接上手又未到任，条件异常艰苦。我们一起趴在昏暗的窑洞里临画，我们一起喝那带有咸味的党河水，我们一起在千佛洞前的大杨树林里捡野蘑菇……在寂静的夜里，我们一同坐在石板上，听着吱吱的风沙声夹着遥远的驼铃，交谈着艺术的体会和见解。”

　　因为西北，赵望云的三名入室弟子黄胄、方济众、徐庶之，也跟随恩师的步伐踏进了艺术的“十字街头”。“他（赵望云）自己是苦出身，所以始终和社会上生活在底层的青年来往。新中国成立前，许多贫苦无告而又热爱艺术的青年都住在他家里，吃在他家里，得到他的爱护和培养。”（黄苗子语）

　　赵望云曾经对学生说：“我的画里永远不画不劳动者。”“生活的大门是敞开的，不分贵贱贫富，都欢迎你们。”

　　值得一提的是，徐庶之从20世纪50年代就落户乌鲁木齐，扎根边疆几十年，默默地走遍西域的山山水水，探毡房、访牧民，以精湛而有特色的风情画，终成名家。他始终铭记先生的教诲：“要表现画家所体察的生活和思想，就得走出象牙之塔，到生活中去体验，去画速写，那里真正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1977年3月29日凌晨，历经风雨的赵望云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的急救室里停止了呼吸。他留给众人的最后一句话：“拿纸来！我要画画！要画大画！……”

　　闻听噩耗，徐庶之连夜从喀什赶回西安，七天汽车、三天三夜火车，他拖着肿粗的双腿扑倒在先生灵位前，感情一泻而出，哭得死去活来。

　　2017年6月13日，香港。作为赵望云的后代，赵振川及儿子赵森应邀出席了《大公报》庆祝创刊115周年纪念活动。

　　置身于会场之中，已年逾古稀的赵振川触景生情，感慨良多：“传承‘长安画派’老一辈‘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是我们这一代及下一代应坚定不移要走的艺术创作之路，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艺术家应积极响应深入生活，感触社会，创造出一幅幅美好的画卷，为国家贡献一份艺术家的力量。”

　　历史没有忘记赵望云。

　　诚如王鲁湘所言：“理解赵望云，需要时间；欣赏赵望云，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阅历，尤其需要心灵的解放，需要趣味的高尚，需要对朴素与醇和有发自生理上的亲近。有了这样近乎苛刻的基础，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地来谈论赵望云，就像打开一坛陈年老酒，或者面对一位来自乡下的硕学大儒。”

　　（作者：王长江）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