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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对人性和历史的新思考

　　他的武侠小说从未拘泥于某种稳定的结构。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陈出新，或有新颖的情节，或诞生令人过目难忘的丰满人物，或在叙事结构上做新的尝试，或呈现对人性和历史的新思考：《射雕英雄传》的乱世之苦和侠义，《神雕侠侣》的爱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人性的悲剧”，《天龙八部》冤冤相报的命运的悲凉底色，《鹿鼎记》对国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讽刺……

　　一路读下来，不仅是酣畅淋漓的快感，金庸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也层层深入。他也和其他武侠小说一样，曾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正邪对立分明。但从《倚天屠龙记》开始，作为反派的武当派改邪归正，成为和少林寺并驾齐驱的门派，张无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仅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和解，共同对付蒙古侵略，而且通过他与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爱情，进一步超越了汉族与蒙古族的隔阂。

　　到了《天龙八部》，萧峰这样的人身上也出现了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不匹配。金庸开始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边界的概念来思考萧峰的命运。这与他理解深受英国文化影响，又是中国香港人的香港本土认同立场，密不可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重读金庸，依然历久弥新，意味深长。

　　金庸是在《大公报》开始写武侠小说的。“新武侠小说的催生婆”，《大公报》主编罗孚曾说“如果没有香港，没有金庸”。如若不是在香港，金庸大概刚一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创作进程就被政治时局所中断。而与港澳台和海外的读者相比，大陆的金庸阅读史就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了。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人全然不知道香港有个金庸。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武侠小说的流转才走出了非民间渠道，在大陆掀起了一股股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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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

　　我当年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时，新派武侠就谈这三个人：金庸、古龙、梁羽生。今天看来，这三个人中，为什么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有几个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学养在三人中是最好的。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古龙做不到，古龙小说更多的是驰骋天外的想象力与诗意，犹如寸铁杀人，这与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是不一样的。

　　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类型小说。

　　金庸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第二，必须考虑到，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

　　中央政府关注他，也是这个缘故，通过金庸的“社论”，可以了解香港舆论导向。而且，你仔细阅读金庸小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

　　所以我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比如大家会谈到邓小平读他的小说，其实一开始也可能是关注香港舆论，不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看。

　　我曾在若干场合见到政治人物如省长省委书记等，与金庸亲切交谈，都说是他的热心读者。这其实不简单。

　　古龙、梁羽生的小说不见得会进入政治人物的视野；人家即使私下阅读，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倾慕”。而金庸小说的读者，可以从最娱乐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谱极大。

　　第三，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很多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蒲实 艾江涛 此节作者陈平原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