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金庸，喜欢他的武侠小说吗？他笔下的哪个人物、哪一段描写、哪一句话令你至今印象深刻？你愿意分享你沉迷于金庸的那段记忆吗？

　　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我们把金庸这位香港传奇当作一个范本、一种严肃的流行文化现象，来探讨另类的香港文学和武侠热潮以及他在整个华人地区构建出的“想象共同体”。从这个层面来看，金庸堪称“影响世界的人”之一。

　　1

　　“香港的文化符号”之一

　　2017年7月1日，我正在香港尖沙咀的宾馆里看书，忽听窗外一阵雷鸣，天空被像闪电一样的阵阵强光照得白昼一般通亮。拉开窗帘，却恰好见人们撑起雨伞，仓皇向屋檐下飞奔，站定后，翘首观看在维多利亚港空中绽放的焰火。不远处的摩天大楼，纷纷用霓虹灯滚动打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我爱香港”之类的祝福语。我冲下楼，阵雨已经小了，便加入了雨水浇湿的大街上挤满的雨中观焰火的人群。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我们把目光投向金庸，决定以“金大侠”为内容，做一期“封面文章”。

　　金庸先生出生在浙江海宁，1948年，他来香港时24岁。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陌生的香港一住就几近70年。他在香港结婚生子，在香港写武侠小说，创立《明报》，家庭和事业都是在香港建立的。

　　他来到香港时，这里还是一个比较落后，有点像乡下的渔港城；近70年里，他亲身见证了香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国际大都会的历程，也亲眼看到改革开放为国家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香港来说，金庸是一个移民。但他说，他在这里“住得心安”，就像宋朝苏东坡当年离开故乡到岭南，在《定风波》里所写，“此心安处即吾乡”，香港已慢慢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而他在武侠小说和报业事业上的成就，又无疑让他成为香港的文化符号，一个例证就是今年香港文化博物馆里开设的金庸馆。

　　20世纪50年代，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风靡香港，正当其时地处于香港文化气候变化的氛围中。1949年前后的香港，大批商人、文化人、政治家和他们的财富一起涌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香港当时流行三种语言，普通话——有些还用文言文、广东话和英语，主要是广东话和英语。除了南来香港的，很多人不怎么懂普通话。金庸的文字是纯粹的汉语，实际上既继承了明末清初的文学传统，又吸收了汉语现代文学的词汇和语法，很通透。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那么规范的文字，“非常新鲜”，又“特别吸引人”。

　　2

　　“北望神州”的文化乡愁

　　金庸小说的空间非常辽阔，从蒙古草原至回疆戈壁，从江南风光至中原江湖，从帝都至大理，想象驰骋万里江山，大大慰藉了香港移民“北望神州”的文化乡愁，也拓展了香港本地人的兴趣。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金庸虚实相间的武侠小说里，侠客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平衡，也呈现着金庸对普遍的人性和中国古代历史规律的思考。

　　他将中国文化重构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江湖”是一个动荡和充满暴力的领地，各种争权夺势与政治斗争在这个场所里展开，并与朝廷发生关联。

　　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成为每一个香港人在街头巷尾热议，谈论小说中人物就如谈论《资治通鉴》一般认真严肃的流行文化现象。以香港为枢纽，他的小说又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乃至全世界华人群体传播，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

　　这种“文化上的想象共同体”，又与香港时兴的以探求身份为主线的本土文学相呼应。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文化之间的特殊身份，那时在大陆的共产党与在台湾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这个“租借”也势均力敌。

　　香港人在这些强大的多重力量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也存在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在香港的左派与右派媒体间，他选择了“客观中立”的立场，这与香港的本土立场呼应，而他同时又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