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堂’策励我的研究”

　　一百多年来，对甲骨文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涵盖多种学科的显学——甲骨学。起到了奠基和开拓作用的，是甲骨学史上的“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和郭沫若（字鼎堂）。

　　“这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无疑有一种策励的意义”。谈及“甲骨四堂”，朱歧祥如数家珍，“当今研究甲骨的都是以‘四堂’的研究为基础，此外的重要学者几乎都受到‘四堂’直接或间接影响，因此，‘四堂’在甲骨学史上有‘导夫先路’之功。”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曾派其弟到河南安阳小屯村求购甲骨并亲自到小屯考察。从1906年至1915年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共得甲骨近3万片。据说刘鹗的《铁云藏龟》就是在他的敦促下出版的。特别是1927年他出版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系统地考证了567个甲骨文单字，在此基础上可读通1217条卜辞，从此结束了甲骨文“群苦其不可读也”的局面。

　　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贡献曾作出很高评价：“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辛亥革命后，随罗振玉东去日本，帮助罗振玉整理甲骨，从此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研究。1917年，他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这是两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记商王世系大体可信，并将卜辞系联为有系统的古史材料，用以重构商史并推测其社会制度。

　　王国维早期学古文，走科举为官的路，继而兴趣转向西方哲学，接着又热衷于文学批评、研究《红楼梦》等，最后因罗振玉的关系而进入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的范围。

　　尽管当时王国维还年轻，但罗振玉已预见到他将来在学术上的成就，并把家中大量藏书与古物借与王国维阅读，后来更携王国维东渡日本，让他充分利用所藏甲骨。

　　王国维研究甲骨由释词进而至考史。关于考史的方法，他首先提出结合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二重”包括纸上的古文献材料和地下的考古材料。

　　他在《古史新证》中称，“所谓纸上之史料，兹从时代先后述之：（一）尚书、（二）诗、（三）易、（四）五帝德及帝系姓、（五）春秋、（六）左氏传及国语、（七）世本、（八）竹书纪年、（九）战国策及周秦诸子、（十）史记”。

　　所谓“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一）甲骨文字、（二）金文”。

　　“‘四堂’中对于甲骨学的贡献以王国维居首功。”在朱歧祥眼里，“王国维能成就他显赫的学术地位，自应拜罗氏所赐。”

　　董作宾（1895~1963），河南南阳人，1933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提出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十种断代标准，将盘庚迁殷至商纣灭亡这8世12王的二百多年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著名的五期断代说，为甲骨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学术研究重师承，朱歧祥不无动容地说，“董作宾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在‘四堂’中他对甲骨的贡献，仅次于王国维。”

　　“董先生留给甲骨学后人有两本了不起的著作，一本是《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本则是《殷历谱》。其中尤以后者更是体大思精的专门著作，目前台湾能通读此书的不会超过十人，因为要了解殷历必需先要具备古文字学、天文学的基础，以及具备一条量天尺。”1990年6月在台湾“国立中正大学”中文研究所的一次演讲中，朱歧祥如是评价董作宾。

　　郭沫若（1892~978），四川乐山人，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即以古文字为手段来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他的《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书，在商世系考证、甲骨文字的考释等方面，有许多独特创见。晚年，他领导了在甲骨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并亲自任主编。

　　1939年，古文字学家唐兰（1901~1979）在《天壤阁甲骨文存》序中高度评价“四堂”的贡献：“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

　　“他们能就同样的材料‘看人所不能看’、‘说人所不能说’，这份灵敏的触觉已是我们后辈需要学习的地方。”朱歧详说。

　　受“四堂”影响，已故的于省吾、容庚、商承祚、胡厚宣、徐中舒、戴家祥等甲骨学专家也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可以说，甲骨学百余年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是几代学者创造性探索和心血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