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这两颗心互动，学问才能做得好”

　　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

　　十九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事。它与二十世纪初面世的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文化珍品一起，被誉为我国近代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在中国学术史上也因此形成了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明清档案学等几种举世瞩目的全新学问。

　　甲骨文最早出现于清光绪年间。

　　相传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秋，北京城的一位金石学家，也是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校长）王懿荣因患病，遂延请太医诊治。太医诊脉后便开了一张药方，王懿荣随即派下人往药店购药。那间药店根据记载是北京宣武门菜市口的达仁堂。

　　王懿荣是个好学的人，药买回来后，因为药是吃进肚子里的，当然要看看是些什么东西。无意间，他发现其中有一味特别的药，叫做龙骨，一时好奇，遂拿起一看，竟然看见龙骨上刻有些类似篆文但又不认识的文字。

　　王懿荣大为吃惊，便马上派人把达仁堂的龙骨全数购回，果然在其中发现了好些刻有文字的骨片。这便成为发现甲骨文字最早的记录。

　　从光绪年间至今，北京菜市口到底没有达仁堂这个中药店？朱歧祥曾托友人走访宣武门外及菜市口一带，但最终并没有得到确切答案。

　　朱歧祥经研究发现，“由买药而发现甲骨文的美丽传说是不可靠的。但王懿荣是近代较早接触、收购和鉴定甲骨的人，这种说法大体是不错的。”

　　无疑，王懿荣是第一批接触甲骨的学者，他在1898年首先大批收购甲骨，可惜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自杀，因此并没有对甲骨文进行过真正研究。

　　其后王家家道中落，王懿荣的儿子王翰甫出售家中古物。王懿荣的友人刘鹗悉数购入王氏所藏千余片甲骨，又陆续向北京古董商收购，约得五千余片。

　　其时，刘鹗的家庭教师罗振玉有机会目睹这些殷墟宝物，乃力劝刘鹗选其中精要拓印传世。1903年乃编成《铁云藏龟》，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籍，但可惜刘鹗因罪被判充军新疆至死，故也没有机会对甲骨文作进一步研究。

　　甲骨文从一开始被发现，就蒙上了神秘色彩。对于朱歧祥而言，他又是如何走上这条古文字研究道路的？

　　“其实，我刚开始做古文字研究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单纯就是好玩。”直到今天，朱歧祥仍秉持这样的学术态度，“只要牵扯到功利、计较之心，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好，更何况是做学术。”

　　朱歧祥幼承庭训，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台大当时开了一门课叫甲骨学，由古文字学家董作宾的弟子金祥恒开设，这门课引起了朱歧祥的兴趣。

　　在台湾，当时能够学甲骨学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为台湾大学。而前者当时并不招生，所以整个台湾要学习甲骨文只能在台大。

　　“我学甲骨文是一张张的拓片。起初，金先生就叫我们描，一版一版地描，一个字一个字地描，他从旁辅导我们怎样读文例。”朱歧祥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道。

　　在台大就读期间，朱歧祥奠定了良好的甲骨学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入，朱歧祥发现，民国以来所谓“科学整理国故”，其实一直都停留在口号上，直到殷墟挖掘甲骨研究开始，才真正把这个口号落到实处。

　　“这对我的冲击很大！我怎么去科学地面对甲骨文字，不是猜字，而应事事讲证据、句句讲证据地去写出一篇篇可靠的甲骨学论文出来。”对学术的钟情，使得朱歧祥一直“很平顺”地留在高校里，并经受住了诸多庸俗、功利的考验。

　　“我有几次机缘去外面，但之后都回来了。我不像一些朋友总在寻求方向，花了很多时间犹豫、徘徊、等待，我没有。在甲骨学上，我一下就切进去，然后就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走。”朱歧祥说。

　　谈及治学经验，他坦言，“治学需要两颗心。唯有这两颗心互动，学问才能做得好。”

　　“第一颗心是‘傲然之心’。傲然的心和骄傲不同，它能让我们和事物保持距离，宏观看待万物，冷静分析材料。处处无我，才能做出客观分析。”

　　“第二颗心是‘慈悲之心’。慈悲之心是要有一颗热腾腾的心灵，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如果只是很冷静地分析或‘徒然的傲然’，往往会流于一种冷冰冰。你只有拥有慈悲之心，才会真诚地写下一字一句，并感动他人。”

　　有人认为，研究甲骨文是“坐冷板凳”，但朱歧祥却笑称，“这个板凳冷不冷也是因人而异。对我来说，这个板凳热得不得了！”

　　“在治学上，如果用一些功利的方式去考量，比如能不能赚到钱？有没有出息？你当然会觉得这是冷板凳。如果你能用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材料，而这个材料又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就不会存在冷不冷的问题。”

　　“一个科学家或数学家解一道题，他会考虑这个是冷的还是热的吗？”朱歧祥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