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里的维德，上海的云

　　在儿子的书里，父亲的故事，叫《黎里·维德·黎里》；母亲的故事，叫《上海·云·上海》。两部分标题十分对仗：“维德”是父亲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后来母亲也一直这样叫他，而“黎里”是维德的故乡江苏吴江黎里镇；“云”则是母亲初二时为自己改的单名（多年后她想起来，觉得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她生长在上海，家里开着银楼，是资本家小姐。原本平行的两个人，在特殊的时代中，在彼时交织着革命与浪漫的上海，并不令人意外地产生了交集。

　　从黎里古镇走出的父亲，思想先进，一从学校毕业就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他的经历，其惊心动魄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下的谍战剧，却绝没有谍战剧里那种理论上的安全性与正确性。在上海工作时，他以“程维德”之名，和另一党员程和生假扮兄弟。1942年，因著名的“佐尔格案”的连锁效应，日共某组织暴露，供出了一部分上海情报人员，其中就有“胞兄”程和生。日本宪兵冲进房间，不见“哥哥”，抓走了“弟弟”。维德在经历反复拷问后，没有暴露自己和组织的身份，但以“妨碍社会罪”被判刑七年，先后囚于日本宪兵监狱和汪伪监狱。

　　他被抓后，祖父从黎里赶来杭州探监。直到晚年，父亲还清楚记得那心酸的一幕。两人四目相对，祖父看了儿子半晌，一直叹息，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倷戆伐？”（“你傻呵？”）后来他才知道，为了筹钱来杭州看自己一眼，祖父受了不少委屈，回到黎里就卧床不起，因无钱买药，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世界。

　　在组织帮助下，父亲以“保外就医”之名出狱。尽管遭受了病痛折磨，但他依然充满活力，依然担任着情报系统的重要一环，衣着考究地在上海滩的咖啡馆里寻找接头人。

　　和父亲的传奇人生相比，母亲的经历便单纯多了——然而并不简单。外祖父的“老宝凤”银楼在虹口颇有声名和收益，她从小衣食无虞，在学校里也是上进的好学生，思想进步，参加戏剧社，酷爱读新文学。1945年夏秋之际，正逢日本投降的万众欢腾中，她中学毕业，考上了私立复旦大学中文系，并在朋友家里认识了陌生男子程维德。她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那时，维德已是“老革命”，在报社工作，写一手好文章。两个时髦的人互有好感，常常在“吉士”咖啡馆约会。

　　上海解放后，母亲选择从复旦肄业，参加了华东军政大学的短期训练班。1950年回上海，和父亲一起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两人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此后的岁月，伴随着“运动”、“学习”、“肃反”、“下放劳动”这些关键词，这一对夫妻的工作生活，牢牢印合着大时代的车辙。

　　1955年，父亲突然被从家带走，上面说是去北京出差，谁知一去无确切消息，夫妻仅能靠有限的通信来维持。终于有一次，担忧而敏感的母亲发现，丈夫信中写到“天降暴雨，突发惊雷”，和当时上海的天气一样，方确信父亲就在上海，被人隔离，不能回家。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按捺住疑惑，在回信中向父亲讲一些家长里短，讲兄妹三人的成长细节。一个28岁的姑娘，一个年轻的母亲，在特殊的年月里，只能用隐忍的方式来熬过心理的痛楚，等待和家人的团圆。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如何处理属于个人生存的问题，才是最产生意义的部分。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金宇澄如此写道。1969年初，他和哥哥金芒去黑龙江嫩江农场插队落户，在给父亲的信里，他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在眼前割麦的情景。但父亲在复信里，对他的这些“震惊体验”都不予回应。一直到了他重新回望父辈历史的时刻，见到密密麻麻的通信、报告、资料后，才明白其实自己当年强调的那些内容，父亲早已懂得。而母亲也和自己一样，在年轻的时候下农村劳动，做过那么多繁重的农活。——历史给予每一代的经验时常相似，并得以贯穿其中，令每一代人都不能自外地去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