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金宇澄、李佩甫、王蒙、格非、苏童。 本报记者 李继辉摄

　　从1982年至今，茅盾文学奖已满33岁，获奖作品有43部。昨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33岁茅奖为5位“新人”颁奖，他们是格非、王蒙、李佩甫、金宇澄、苏童，分别因《江南三部曲》《这边风景》《生命册》《繁花》《黄雀记》而获奖。

　　五位作家一一用双手接过了获奖证书。经过长年累月的写作，还有岁月的淘洗，他们的双手已不再年轻，但却创作出了美好的作品。这样的时刻，足以让他们荣耀。而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五位作家谈文学、谈写作、谈前辈、谈家人，他们谈得很多。

　　格非苏童向前辈致敬

　　向前辈致敬，几乎是获奖作家发表感言的“规定动作”，格非、苏童两位昔日的先锋作家采取了统一行动。

　　格非在谈到中国长篇小说源流的时候，想到了茅盾、老舍、李劼人，他认为他们共同奠定了长篇小说的基础，“这是有别于古典小说的新的叙事传统，而我们受到传统的护佑和滋养。”格非说，他的《江南三部曲》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构思，当时他打算用地方志的结构和方式，延续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描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社会，而这个写作过程曾让他痛苦而揪心。

　　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先锋小说开始，苏童的写作经历了复杂而渐进的转变，《黄雀记》被认为是苏童为数不多的直面现实之长篇小说作品。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苏童也首先表达了对前辈的敬意。“茅盾先生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一个奖，更是一个文学的火炬。”他说，他成为了茅奖获奖者这支队伍中的火炬手，“火炬手自然要奔跑，要传递。传递心中的文学梦，是庄严和神圣的工作，一切都要从字和词开始，以神圣的汉字，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人类最严肃、最精彩的故事。”苏童说，当然作品未来的价值，将交由未来审判，那是一个沉默的评审团，但对写作者来说，构成了诱人的召唤。

　　王蒙谢前妻 佩甫思父亲

　　“好事不会觉得太晚，这是俄罗斯的谚语。”老作家王蒙曾这样说。对他来说，茅奖的意味是如此的丰富。

　　写于近40年前的作品《这边风景》能获奖，王蒙很是感动。他激情满怀地说，青春能万岁，文学能万岁。王蒙更相信，文学力量来自人民、生活，文学能突破、能超越、能起死回生，给读者历久弥新的感动。他更表达了对曾经过往的怀念，“我怀念新疆的友人，和农民同吃同住，使我得到莫大快乐。”他说，在一个找不着北的时期（指“文革”期间），他来到风姿绰约的新疆，学历史，学地理，知人生的多彩多姿，在一个并不快乐的年代，脚踏实地地开了眼界。就在发表感言的最后时刻，王蒙更对已不在世的前妻崔瑞芳表示了感谢。

　　“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这是《生命册》中的第一句话，为了找到开篇的第一句话，李佩甫用了将近一年时间。而在发表感言的时候，李佩甫怀念起自己的父亲。他出生于工人家庭，父亲是鞋匠，曾给他做过一双棉鞋，至今放在鞋柜里，已有22年。“我不知道我的作品22年后，还有没有人看，我作为个体手工劳动者，不知是否会超过父亲。”李佩甫的话感染了全场。

　　金宇澄感慨城市的变化

　　中国作家遭遇了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获奖者对这一点都有强烈感受。

　　金宇澄说，茅盾先生曾在《子夜》里，写出了他心目中的城市。在城市化进程的当下，城市坐标在他的心里从未远去，“我是借鉴前辈的关照方式，再来关照上海。”他认为，这个城市有着原始森林的复杂，还有喧哗、骚动、沉默无言，这些同样需要作者深入，投入更多的热情，“城市主题是打开文学视野的一把钥匙”。

　　李佩甫在颁奖前接受采访时谈及，社会的巨大变化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使人失重。可走着走着，一切都与想象的不一样了：消费、娱乐、碎片、快速，对文学构成了巨大挑战。“文学是社会生活的沙盘，作家面对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时思考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如果一个民族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民族思维语言的先导，是很悲哀也是很痛苦的。”

　　而在颁奖现场，他同样谈到这个话题——几天前看到“小鲜肉秒杀老作家”的文章，“社会生活的变化，让人瞠目结舌，我不是担心被年轻人打败，但作家确实需要找到准确的、最适于表达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