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抑郁症后，胡子经常想要跳楼或拿剪刀捅自己。

　　遇到越野车休息时，胡子便双手合十祈祷，高劲松（右）则沉默不语。

　　通过虎克之路后，原本一心求死的胡子将脸埋进手中的毛巾，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

　　一个抑郁症画家，一个越野车车手，一个纪录片导演 。

　　因为“生命中的一次交汇”，3个人共同踏上了一段挑战“死亡之路”的旅程。

　　颠簸辗转、铁甲轰鸣。在经历了从生到死之后，一度处于“死机”状态的画家，生命得以“重启”。

　　一个是一心求死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一个是极限运动的狂热爱好者；一个是神智混乱的六旬画家，一个是默不作声的青年越野车手。

　　“生命中在某一点的一次交汇”，使车手决定搭载画家踏上虎克之路——一条世界顶级的越野车攀岩之路。

　　地理位置上，它在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贺兰山南麓，由于路程太短、开发太新，地图上都找不到它的痕迹。

　　可只有坐在每个螺丝钉都拧紧的越野车上，才会发现，这条长约7公里的路压根就没有路。构成它的，是裸露的岩石、纵横的沟壑、荒凉的峡谷、陡峭的绝壁以及大大小小的坑洼。

　　7公里，并不长。大约是绕故宫两圈的长度，是北京地铁国贸站到西单站的距离，是时速250公里的动车跑1.68分钟的路程。

　　可因为太过艰险，在这里，每一秒钟都有可能车毁人亡，许多冠军级车手都曾“折戟沉沙”。

　　7公里，也许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就是在这样的路上，两天一夜后，在颠簸辗转和钢铁轰鸣中，老人和青年却平安地走了出来。

　　从生到死之后，老人开始向死而生。他不再成天计划着自杀；他开始学习摄影；他买了一辆越野车，一个人去了西藏和帕米尔高原。

　　这一切，被一个叫喇西道尔吉的导演记录了下来，并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七公里》。

　　抑郁画家

　　与一般纪录片不太一样的是，道尔吉既是《七公里》的记录者，也是此次“生命交汇”的促成者。

　　他和《七公里》的主人公——“胡子”老人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不过，一开始，他们并不认识，他也没想过要拍纪录片。

　　他只是单纯地，“想帮老人一把”。

　　道尔吉经常在小区里，看见一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老头儿。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老人一家后，他才知道，原来这老人是一位因脑炎引发抑郁症的画家。

　　2007年，胡子得了脑炎后，医院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有70%的死亡率。他经常双唇紧闭，双腿跪在地板上，用力捶打自己，发出呻吟和尖叫声。因为神经末梢的绝缘体——髓鞘脱落，疼起来时，他“浑身像火烧，像虫子满身在爬”。

　　但胡子顽强地挺了过来。

　　可因为脑炎后遗症，他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差。他开始出现抑郁症行为，不愿和人接触，整日卧床。有人来家里拜访，他也自己一个人躲在卧室，不出来见人。

　　镜头里，胡子穿着白色背心，佝偻着身子，迈着小碎步，呈现出病态的虚胖。他亲手把自己之前的所有画作损毁干净，一张不剩。他经常想要跳楼或拿剪刀捅自己。锋利的刀尖差点刺入心脏，在他的左胸留下了一条约5厘米长的切口。

　　道尔吉知道抑郁症的可怕之处。

　　他曾是中国早期摇滚乐队——穴位乐队的贝斯手，和黑豹乐队主唱窦唯、“鼓王”张永光是同时代的音乐人。后来，由于给纪录片大师刘湘晨的作品作曲，他开始对纪录片产生兴趣。出于对高原文化的热爱，他一个人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上，拍了10年的纪录片，一度与雪豹和牦牛为伍。

　　很多朋友都以为他死了。可当他2007年回到北京后，却不断听到朋友去世的消息。“很多原来音乐圈的朋友得了抑郁症。一些跟我很密切的伙伴，都因为抑郁症走了。”

　　张永光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人称“三哥”的鼓手，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物之一。道尔吉和他是经常见面的朋友。

　　2014年，当时道尔吉正在拍摄自己独立制作的电影，从片场走出来，就接到朋友的电话，“你知道吗？三哥走了”。

　　一开始，他还以为三哥是因病去世。后来，相熟的朋友告诉他，三哥患抑郁症好多年，是因为抑郁症自杀的。

　　听到抑郁症的次数越来越多，道尔吉上网看新闻时，也会不自觉地打入“抑郁症”3个字。

　　他这才知道，抑郁症是一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病。一旦得了抑郁症，人通常会丧失活力，容易焦虑，变得思维迟缓，自觉无用、内疚或绝望，还要忍受常人想象不到的身体痛苦，比如失眠、头晕、胸闷、气短，甚至产生自残或自杀的想法。

　　道尔吉恍然大悟。前几年接触三哥时的“种种不正常”，可能都是抑郁症所致，比如人称“鼓王”的他，却一直说自己水平不够；比如他明明能很流畅地演奏曲目，却总在事后不断地埋怨自己，打得不好。这与他记忆中那个“骄傲的、果断的，自信的”三哥，完全是两副样子。

　　更让道尔吉震惊的是，全球竟然超过3亿人患有抑郁症，其中，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就有9000多万。全球每年因抑郁症自杀的人数更是高达100万人。

　　可因为对疾病的认知不足，很多人以为抑郁症只是心理状态不好或是患者性格软弱。再加上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和偏见，很多患者不愿承认自己患病，更不敢让人知道。我国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30%，就医率不足10%。

　　就连《七公里》的制片人之一高明一，在拍摄之前也以为，抑郁症只是一种矫情。日常生活中，他也会常常和人调侃，自己抑郁了，“把它当成笑话一样来讲”。

　　道尔吉开始担忧，“怕有一天在小区内，见不到胡子老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