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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姆与雇主，两种群体，两个世界

　　大城市的精英与农村出来打工的保姆之间，不但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两者的相处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在此之前，广东曾发生过保姆连续害死十个老人的案件。这件事的恐怖之处在于，雇主根本无法监控那些专门请来照顾老人的保姆，“照顾”的过程，却充满了杀机。人们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来监督保姆的一举一动。

　　这种相处难题，不但会伤害到雇主，有时也会伤害保姆。几年前，成都发生过一起完全相反的案例，一个家庭丢失一条项链，怀疑是保姆偷走，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保姆选择了自杀。

　　最好的保姆应该是什么样的？在电影《桃姐》中，刘德华饰演的大少爷罗杰，被保姆桃姐带大。他生在问题家庭中，而桃姐甚至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桃姐在雇主家里服务几十年，真正成为了家庭的一员，到老了，还有东家为她养老。这样的故事，给人很大误导。桃姐的特殊性在于，她由于家庭变故，很早就投身到雇主家。她完全失去了自我，才得以成为雇主家的一员。

　　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目前活跃在大城市的保姆，绝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她们是进城务工群体的一部分，有相当多的保姆是已婚妇女，自己的孩子很有可能是留守儿童。保姆和普通进城务工者的不同，就在于她们为一个城市家庭服务，而心里却又分外牵挂在农村老家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相比之下，那些建筑工人，虽然活儿更累，却也更单纯，更少受到情感的困扰。

　　保姆深度体验了城市生活，她们熟练掌握了在城市生活的技能，但是她们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她们生活在一种“在而不属于”的状态，和电影中的桃姐不同，绝大多数保姆都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她们要为自己远方的家打拼。她们注定不会成为雇主家庭的一员，双方如果走得过近，反而会带来麻烦。

　　保姆在身体上有多“城市化”，内心中可能就有多凄凉。对保姆来说，如何维持内心的平衡是一个问题。雇主为了照顾保姆的情绪，常常拉近与保姆的距离（杭州这一家就是如此），但是如果你真能和保姆打成一片，你会发现很多保姆对雇主非常不屑，按照农村的思维习惯，雇主做饭洗衣都需要人帮忙，简直是懒惰。而雇主聚到一起时议论保姆，大多也感叹好保姆难找。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两个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群体，至少到目前来看，即便是在上海和杭州这样成熟的城市，也还没有发展出雇主与保姆之间良好的相处和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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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构新型关系，多谈点钱，少谈点感情

　　目前流行的用工模式，是雇主从中介公司找保姆，付一笔中介费。等保姆到家服务，雇主和保姆就成了雇佣关系，此时已经与中介无关。如果我们 把雇主与保姆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契约或合同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有多少雇主会像正规的企业一样，为你的雇工即保姆购买五险一金？既然保姆无法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不能享有城市居民应该享有的权利，那么，她存有私心、突然消失，在她看来，就完全没有任何心理障碍。谁愿意在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完全献出真情呢？

　　比较理想的方案，是由劳务公司统一招聘、管理保姆，由公司支付保姆的薪酬，提供劳动保障，而雇主只需要与劳务公司签约。这样做看起来麻烦，但却能给保姆一个清晰的身份定位：在城市，她也成为了一个“上班族”，她有社保，甚至有住房公积金，虽然可能并无用处，但是却能给她一种身份上的认同和安慰。

　　这样，雇主面对的保姆，就是一个上门提供服务的人。雇主可以更挑剔、更严格地对待保姆的工作，不让保姆同桌吃饭，就成为应有之义。在家里安装摄像头，也不再让人反感。对保姆进行管理、培训甚至心理建设的责任，就由公司来承担。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是成本就提高了，雇主聘请保姆可能要花更多的钱。目前，保姆的收入已经普遍提高，比较好的保姆收入早已超过那些刚走出大学的小白领。但是，既然市场有需求，而保姆所提供的价值又非常稀缺，保姆的工资完全可以更高，提供规范服务的劳务公司，也有理由赚得更多。

　　目前，雇主和保姆关系的一个奇特之处，就在于支付了一定量的感情成本（像对待家人一样），替换了一部分应该支出的金钱。雇主对保姆的感情付出不仅太多，也非常不应该。雇主与保姆之间，应该多谈钱，多谈合同约定，少谈感情。非常可惜，现实中往往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