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文学如果有作用，那就是让人怀疑

　　新京报：《饥饿》的尾声里，你批评人们缺乏对未来的想象力，“没人知道该对未来期待什么，我们对它只有恐惧”，如何理解这种对未来的恐惧？

　　卡帕罗斯：我们而今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对未来有明确规划的时代。想到未来，我们脑海里浮现的是环境污染和人口危机。或者更好一点，我们想象的未来是只有科技的世界，自动汽车、人工智能、太空漫游……仿佛未来的美好都寄托在科技上，政治制度和人性都缺席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过于畏手畏脚，这是一个无聊的历史时刻。

　　新京报：《饥饿》的扉页你引用了作家贝克特的一句话：“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失败得更好一点。”你曾说这是一本“失败之书”，甚至是一本“丑陋之书”。

　　卡帕罗斯：每一本书写完以后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部分是指——我们既不能在书里穷尽所有的设想，也不可能把书里所有的设想都变为现实。对于这本书更是如此，饥饿是人类最大的失败，不是靠写一本揭露罪恶的书就能解决的。我写下那些丑陋的人，不知羞耻地拥有和浪费其他人急需的东西，这已经不是正义或道德的问题，这是美学的问题。面对这个丑陋的世界，唯一可能的美学就是反叛。再一次爱，再一次失败，这样更好。

　　新京报：哲学家阿多诺曾有一句著名论断，“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面对大屠杀或者饥荒这样的苦难，文学艺术的表达似乎苍白无力，只能沉默。写《饥饿》其实也会面对这个困境：无论你怎样书写饥饿，你都无法解决饥饿的问题。并且，面对苦难，悲情的文字可能会有“贩卖苦难”的危险，你如何消化这个问题？

　　卡帕罗斯：所以我说《饥饿》是失败的。因为我写了《饥饿》也不能让更多人不挨饿。但我部分地不同意阿多诺的这句话，在我看来，行动和行动的结果必须加以区分，就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神话》里的英雄那样，我们去行动，不是因为必然会带来好结果，而是因为我们必须做。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9亿饥饿人口，这些苦难都会让一个真正的作家愤怒。巨大的苦难之后，文学不会无意义，苦难恰恰成为文学的动力。文学的责任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让我们思考为何会有饥饿和集中营这种事物产生？如果说文学有什么作用，就是让人产生怀疑。

　　不论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9亿饥饿人口，这些苦难都会让一个真正的作家愤怒。巨大的苦难之后，文学不会无意义，苦难恰恰成为文学的动力。——马丁·卡帕罗斯（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