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藏癖到博物馆

　　在收藏和建馆成为樊建川的一种“责任”前，这仅仅是他的一个习惯，或者说，一种“癖好”。

　　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的人，总是容易形成搜集、收藏物品的习惯，樊建川也不例外。工作后有了工资，他到废品收购站去找；到父亲或岳父的老战友家拜访时，就管人家要；有时还在机关宿舍的垃圾堆里捡……那时能捡到的东西相当有限，一个月捡到一件都会很兴奋，把玩半天。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兴起。“有了市场，一下就变了。十几年辛辛苦苦搜的东西，不如在市场上买两年。”不久后，樊建川也从宜宾市常务副市长的任上辞职下海，办起了房地产企业，搞收藏更有了“底气”。

　　樊建川的收藏与别人不同。当时，古玩市场兴起，近现代文物“不入流”。樊建川却觉得，比起字画古董，近现代的这些“火爆爆”的东西更能让他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我感到每件文物都在跟我说话：哗——把你推到天上，哗——把你拉到地下，高度紧张。”

　　许多文物都给樊建川带来了意外的发现。一次，樊建川得到了一把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的扇子，上面写着“忠烈”二字。此人是谁？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吗？樊建川查遍了1945年蒋介石核准的日本战犯名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战犯名单、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都没有找到杉山元的名字。但樊建川总觉得扇子上刺目的“忠烈”二字在跟他“说话”。他开始了新一轮的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侵华罪证。

　　但是，即使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樊建川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可以建成一个博物馆，因为在他心里博物馆是“神圣、高不可攀的”。直到几次展览的举办以及业内交流，樊建川的藏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关注，不少收藏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樊建川的5个反映抗战题材的博物馆通过审核，正式开展。

　　“每个博物馆都在代表我说话”

　　走进建川博物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感受：建筑造型、展陈风格、展品内容和年代都迥然相异的20多个展馆，却带给人一种隐隐约约的“相似感”。而知晓建川博物馆建设背景的人则不难发现，这种相似感来源于它们共同的主人——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几乎每个场馆的展陈设计都透露出樊建川的理念和想法、态度和风格，直白地在大到展厅场景、小到展品摆放中一一显现。比如，战俘馆的地面是钢板，代表钢铁意志；川军馆的地面用的是当时四川人家里最常见的石板，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三百万川军战士的流血牺牲。

　　“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都表明了我的历史态度。”樊建川说。

　　日军侵华罪行馆，他请来了日本的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来设计，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建筑大师面前，樊建川没抛开自己的执拗，他在矶崎新的设计方案上做了几点改动：“最开始正门很大，我觉得不行，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进去，用1931顶日军钢盔象征日军侵华时的来势汹汹；以前的大门变成了出口，台阶上雕塑着日军的残兵败将灰溜溜地离开，象征抗战胜利；最开始的设计是白色的，我坚决不同意，白色太纯洁了，后来改成了灰色；这个馆的尺寸本来要高大一些，我又把它降低了……”这些改动，樊建川都取得了矶崎新的同意。

　　在这座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民间博物馆里，要把20余个展馆仔细看完，据说需要3天。尽管不能一一阅尽它的馆藏，有一处却是参观者必去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在这个广场上，近一万平方米的土地被抽象成一幅中国地图，两百多位抗战将士的塑像静静地站立着：赵一曼、高志航、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这些抗战中牺牲的烈士，站在他们用生命捍卫的地方；还有一批人，站在当年他们全力守卫的地方：毛泽东站在延安，邓小平站在华北，陈赓、林彪、罗荣桓，还有一批国民党将领……置身其中，仿佛置身当年的硝烟里，思绪万千，不由热血沸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