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市场经济面前,怎样才能既保证作品的经济效益,又保证作品质量和社会效益?

　　易孟林:面对经济大潮,面对出版社内部设定的每年度利润指标压力,文艺编辑不能乱了阵脚。在这方面,我有过教训。2008年,我担任文艺分社社长后,面对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开始与二渠道发行商合作,全部按畅销书运作,图书封面十分醒目,发行到了机场、车站、码头,非常热闹。可是由于这些图书同质化现象严重,内容平庸,几乎谈不上思想和艺术价值,便决定了这些图书只能是一次性消费。结果是并没有挣到多少钱,社会效益也谈不上。这一段出版经历告诫我,文艺图书的编辑出版,只有回到抓质量、抓精品的正确轨道上来,才能不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可是,要组到好稿件,要编辑出版优秀作品,除了加强与知名作家的紧密联系,文学编辑还必须重视扶持文学新人。

　　2000年,由我担任责任编辑推出的《背叛》,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25岁女孩创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在我社出版前,这部稿子已被多个出版社枪毙过。我拿到稿子后,认定这是一部难得的反映当代高智商犯罪的灵魂忏悔录,修改后应可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正能量反响。经过总编辑会议激烈讨论,同意修改后出版。果然,出版后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往编辑部,许多读者还将书中文字抄下来作为座右铭。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习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的文艺编辑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指出了我们肩负的责任,告诉我们究竟应该编辑出版什么样的文艺作品。

　　2015年至今,我又担任责任编辑出版了《丹东看守所的故事》(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等一批优秀的公安法治题材作品。

　　记者:您创作过哪些作品?您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学创作?

　　易孟林:纯粹做编辑,自己不创作,就很难更好地理解别人的作品。如果你自己也创作,你跟作家的交流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从1988年开始尝试创作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共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多种文体作品。出版长篇传记文学《诗意的回归》(合作)、电影文学剧本集《秦淮大缉毒》(合作),并拍摄成电影公演等。

　　1994年,各地买卖妇女案件频发,公安部部署对安徽省和四川省拐卖妇女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我在安徽省利辛县深入生活,采访了约半个月,回来后创作了《脓血》这部中篇报告文学。后来,这部作品获得啄木鸟文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

　　这么多年下来,无论是当编辑还是自己搞创作,我基本不做跟现实距离太远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坚持。在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处理上,我认为不能为了文学而文学,为了艺术而艺术。我不喜欢过于悲情的东西,因为抱怨、埋怨不解决问题。我希望通过文学的方式让读者看到希望。

　　最近这些年,由于创作研究与出版工作密不可分,在出版社领导支持下,我参与到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的组织工作中来,开始转向法治文学和法治文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比如,参与主编了《中国法治文化概论》这本书。

　　记者:除了文学编辑这一本职工作,您还担任了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执行副会长这一社会兼职,能否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易孟林:为顺应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在著名法学家、司法部原部长邹瑜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由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发起,中国法学会党组于2008年10月10日批准成立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魏军同志当选为会长兼秘书长。2009年1月11日,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启动仪式。

　　研究会成立后,在魏会长领导下,开展了许多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聘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司法部原部长邹瑜、著名军旅作家白刃为名誉会长；聘请郑伯农、张平等一批社会知名人士为顾问；聘请政法界、文艺界一批资深专家为学术委员,组织了两届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并将获奖作品结集出版,推出了一批法治文学新人……

　　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研究会于2011年1月26日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岳宣义同志为研究会会长兼秘书长,聘请魏军同志为名誉会长,新增选了一批理事和常务理事,聘请文怀沙、庞中华等一批知名人士为高级顾问和学术专家。2012年7月2日,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陈冀平同志在听取研究会工作汇报时指出:“法制文学研究会的工作有较好的基础。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文学,大有可为,很有发展的必要。”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苏军同志在第二届中国法治文化论坛上说:法制文学研究会“按照中国法学会要把研究会打造成以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中国的智囊团和思想库的目标要求,开拓奋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已经成为我国法治文化研究和传播领域一支充满活力、务实创新、成果丰富的重要队伍”。

　　目前,中国法学会已批复同意法制文学研究会更名为法治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