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许多这样那样的师长、朋友，有的三天两头见面，也有的一两年不曾相聚，即便如此，心总还是连在一起的。几天前，作家周明老师和我还在说，我们一起抽时间去看看几位老作家吧，多日不见，挺惦记的。记得在四月下旬，我在宝鸡凤县采风的路上，突然接到女将军贺捷生老妈妈的电话，她半开玩笑说：“红孩你最近怎么不联系我了，是不是把我忘了？”我一听，连忙说道：“老妈，我哪敢忘记您呢，只是最近几个月我接连生病，再有，我母亲刚去世不久，好多事都理不出头绪。等回北京我就去看望您。”听到我的回答，贺老妈安慰了我几句说：“你也不小了，要保护好自己。有时间约上周明、从维熙、柳萌几个老朋友到我这里坐坐，我们都八十多岁了，不知还能见几面。柳萌腿脚不方便，你告诉他，让他坐着轮椅来，我可以推着他走。”

　　回到北京，我和周明老师几次商量要登门去看望几位老作家，结果我的腰腿病一再缠绕，就以再过几天给拖下了。六月二十四日，在现代文学馆参加一个文学活动的空隙，周明老师悄悄对我说，听说柳萌病了，我们是否这一两天去家里看看，我说好啊，我也多日没听到老爷子的消息了。周明老师还说，咱们也要去协和医院去看看张胜友，据说他已经脱离了危险，可以简单地说说话。孰料，六月二十六日一早，不等我们去探望，柳萌老师竟然匆匆与这个世界不辞而别了。听到噩耗，我和周明老师都感到无比的遗憾。

　　周明老师是老作协，自一九五五年他大学毕业，六十多年始终在作协工作，认识、团结、服务于几代作家，是大家公认的属于基辛格式的人物。十天前，他和黄宗英同时获得了中国报告文学的终生成就奖和杰出贡献奖，会议未完，他就匆匆地由湖州跑到上海华东医院，亲手将获奖证书送给九十高龄的黄宗英。我所以写这些，无非是想说，我受周明老师的影响，对老作家特别敬重与关心，尽可能地用自己的方式去为老作家办些事。哪怕是到郊区的农家院吃一顿农家饭，或者在某个茶馆喝一杯清茶，聊聊天。

　　柳萌老师有别于很多作家，他能够安静地在家写作，更愿意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在他身边，总有一大批新朋与故交。去年夏天，柳萌老师几次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带着家属到内蒙古草原度假，那里有他的朋友开的度假村。我知道，柳萌老师与内蒙古有着很深的感情，当年他被打成右派就被下放到内蒙古，在那里他当过工人，也当过记者编辑。多年以后，当他回到北京，依然以曾经的内蒙古人自居。许多的内蒙古作家、诗人，包括在北京的内蒙古籍作家，如冯秋子、梁鸿鹰、徐忠志等人都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跟柳萌老师相识于一九九一年。当时，我在北京郊区的双桥农场工作。一天，《工人日报》的胡健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报社有个征文颁奖活动，其中有些来自全国农垦的作家想到北京的农场参观，希望我能给安排一下。我跟农场领导汇报后，领导很重视，很快就通知下边的牛场、鸭场和乳制品厂做好接待工作。三天后，胡健老师带着一行三十多人来到农场，其中就有著名诗人雷抒雁、作家柳萌和文学评论家李炳银。柳萌老师那时五十多岁，身体微胖，面色红润，浓眉下架着一副眼镜，显得很儒雅。在参观期间，我与柳萌老师有过短暂的交流，他给人的感觉十分谦和，对农场的生活也很熟悉。后来得知，他曾经在北大荒生活过几年。

　　也许因为都有过农垦经历，我进城到媒体单位工作后，便与柳萌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我在《中国文化报》主编文学副刊的十几年，经我手向柳萌老师约稿总有十几篇，每次他都积极配合，从不为难编辑。柳萌老师说，他做编辑几十年，深解编辑个中甘苦。有时，外地报刊编辑来北京组稿，柳萌老师总会出面张罗，让那些年轻的编辑收获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