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斌在手术中。

　　魏文斌与刘磊（左）、王景昭（中）。

　　一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木门的颜色是褪得不能再褪的旧红，黑色的沙发早已被一大摞书“霸占”了大部分空间。数十年间，许许多多的患者——官员、名人、企业家、明星、农民、小朋友……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只不过，有时人来得太多，无论什么来头，都只能坐小马扎了。

　　如同一种炽烈的燃烧，7年间，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魏文斌跑遍了中国各大山区。在内蒙古，沙丘连绵起伏，湖泊静如处子，村子里患有眼疾的农民竟达上百位。“不得了啊，不过我还会再来的。”魏文斌说。

　　与13年前相比，魏文斌的眼眉越来越低垂了，但就是这双眼睛，在无影灯下一次次为病患抢回了光明。他曾创下当日门诊接诊110个病人的纪录，除了日常门诊及手术，他还需要面对各种繁杂的会议和任务。

　　或许，每个人身上都驻扎着许多个自我，魏文斌亦如此，有医者的仁心仁术，有师者的严谨敬业，有凡人的喜怒哀乐，更有一种辽阔的心境。当名利纷至沓来时，他说，还不如抽空读完小说《三体》的那一刻有意思。

　　从医生涯，甘苦自知。面对崇拜和赞美，魏文斌淡然：“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争议和质疑，魏文斌亦淡然：“学术问题从长计议，讲述方式不去争论。”

　　——引言

　　专家之专

　　“专”，是专家之“专”。

　　北京同仁医院西区三层，这一层是著名的眼科门诊，诊室外的患者摩肩接踵。每天，17位当班护士要接待3000位以上的患者，再加上家属，数字远远超过一万人。

　　在这里，还有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眼科会诊中心，是整个眼科门诊中“火药味”最浓、护士最难干的地方。

　　早晨8点，魏文斌来到诊室时，门口已挤满了人。来找他的，几乎都是疑难、棘手的病例。在他们心里，魏文斌是最后的一线希望。

　　诊室门口的护士台总是被人重重包围，大家的要求只有一个：加号。尽管一加再加，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魏文斌特意叮嘱护士：外地来的病人，尽量加；眼肿瘤病人，必须加。

　　她来复查了，还是那样恬静，但面色苍白，身形憔悴。

　　她被发现肿瘤转移已经两个多月了。检查眼部，左眼没有肿瘤复发的迹象。魏文斌试图安慰，还没开口，她就说：“没事，不为看眼睛，您曾说过双眼同时长这种肿瘤的几率很小，我这个病例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我知道您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所以还是要遵照规定的时间过来让您看看，完成随访，也许对您的研究会有用处。”

　　5年前，她因“右眼视物模糊”来就诊，却被告知是双眼的“脉络膜黑色素瘤”。脉络膜黑色素瘤是成人眼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而当时，她右眼的肿瘤已经占了近1/2个眼球腔隙，无法保守治疗，只能摘除眼球了；所幸，另一眼的肿瘤位置比较靠前，因此视力没有受到影响。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左眼肿瘤切除得很彻底，手术后规律随访一直到那年夏天，全身体检也未见有肿瘤转移，再后来，便有了文中开头的一幕。

　　随后收到了患者离世的消息。伴噩耗而来的，还有她在当地的病历记录。专门来同仁的家属哽咽道：“她交代务必把记录交给您，这样病例就完整了。”

　　病历里，从首次发现症状开始，记录了所有求医过程、客观检查和主观感受，包括医生的诊断、交代，辅助检查，检查的结果，眼前黑影的形状、范围的变化，手术过程中的体验，术后恢复过程，最后肿瘤转移后的治疗等。

　　“每一份病历都是有生命的，记录着不同患者人生中一个点或一个阶段，或痛或苦或‘循证’的生命承受。”魏文斌说。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魏文斌的还有国内医学界眼科手术难以预防的并发症——爆发性脉络膜上腔出血。这种并发症是眼科手术中最严重的并发症，当时国内外没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手术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通常会摘除眼球。

　　18年前，在全国中青年眼科学术大会上，魏文斌第一次把自己治疗眼底脉络膜上腔出血的研究结果向全国同行汇报，引起很大轰动。

　　从那以后，全国很多这样的病例都转到同仁医院进行医治。

　　魏文斌的努力源自一位当年手术中出现并发症的病人。老人双眼白内障，右眼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因为手术中出现并发症，效果不好，没有了视力，所以左眼的手术就一定要到同仁医院来做。

　　当时，魏文斌是老人的主治医师，在手术将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爆发性的脉络膜上腔出血，患者的左眼最后仅存微薄的视力。“老人家只觉得是自己命不好，对我没有丝毫的责备，反而还在我沮丧的时候鼓励我，但我们做医生的，就会一直琢磨这件事，想克服它，想用心攻破它。”

　　在眼科临床技术上，国内与国外基本接轨，但在眼内肿瘤的医治上却与国外差距非常大。国外很少出现因为眼内肿瘤而把眼球摘除的情况，但在国内，因为缺乏局部放射和局部手术，往往是一有肿瘤就摘除眼球，这些理念和措施上的差距一直是魏文斌着力要改善和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