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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林巧稚与郎景和(右)。资料图片

　　【求索】

　　如果因为他是医生，你就无视他的文字，那实在是种可惜。行医与文字，他莫名其妙地生而天赋。初次见面，他正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很自在，两条腿拉直伸长，脚尖搭在一起。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眉毛一跳一跳，双手或摊开或紧握，灵活地传达意思。

　　他就是郎景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彼时，一身白衣的他站在窗边接电话，合体的蓝色衬衫，硬朗的脸部线条，侧影挺拔。这位年逾古稀的医者，仿佛电影男主角。他向我笑着伸出右手，得体躬身，发色已然灰白，眼睛仍坦诚年轻，凝视对方。

　　这种凝视，让人想到郎景和自己的一句名言——医生给病人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关爱。

　　如今，日日忙碌的郎景和始终在种四棵“树”：医学、哲学、文学、收集铃铛。生活中，他有许多“平民”朋友：“什么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无平与不平之分。一条溪水清清爽爽长流着，穿越世事，不计岁月，满怀善意，这便是友谊了。”

　　用慈悲，守天真。藏大拙，活自在。白衣一世，望他知味。

　　一

　　1940年，郎景和出生在北方一个小镇，他是家中独子，家境殷实。唯一的遗憾是母亲常常生病，郎景和每次都要负责去请小镇上一位姓于的郎中。“他和蔼可亲，随叫随到。我就像个‘跟屁虫’，看着他给我母亲诊断，他每次都会拿出一个铝制小盒，里面装着药品、针头等，消毒酒精散发的味道让我觉得很舒服，一剂针打下来，母亲的病就会好很多，我觉得做医生真是太神奇了。”

　　报考大学时，郎景和最初的心愿其实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高中时就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最高拿过单笔十几块钱的稿费，在那个年代绝对收入不菲，“那会儿学校里的甲等助学金才八块钱”。

　　但郎景和还是听从父母建议改报了医学。“当时觉得医科好歹是一种‘技术’，用以立身比较踏实。”在从医多年后，郎景和曾说：“科学家也许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也许更多地倾注感情，医生则必须把冷静的理解和热烈的感情集于一身。”

　　进入协和医院工作后，郎景和填报了三个科室的志愿——外科、内科和妇产科。虽然填报了妇产科，但他并没有对之有任何特别情感，直到林巧稚将他留下。每年，林巧稚都会从当期的驻院医师里挑选出个男生，他成了那一年的“理所当然”。于是，“这一干也50多年了，我觉得挺好。在过去，国内还有封建思想残留，病人还会不好意思，现在可不了。要知道，欧美和日本的妇产科大夫几乎全是男的，我们早已克服了歧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林大夫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人。”20世纪70年代末，郎景和成为林巧稚的学术秘书。那时，电台、报刊或者会议想邀请林巧稚做科普讲座、报告或撰文，首先得与林、郎二人确定主题、内容，然后由郎景和列出提纲，再和林巧稚讨论，根据她的观点和意图，写出初稿，再念给她审定、修改，最后完成发表或作为报告讲稿。

　　一次，林大夫家乡福建人民出版社专程来京盛情邀请他撰写一部《家庭育儿指南》，林大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接着又毫不犹豫地说：“让郎大夫去写，他完全可以了。”就这样，林巧稚正式把郎景和“放飞”了。

　　20世纪90年代，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郎景和，受当时妇产科主任吴葆桢教授病危之际所托，毫不犹豫递交辞呈，回到妇产科接手主任之职。而此后20年间，凡有人问及此事，他都以此为幸、为乐，因为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自己热爱之事：看病、开刀、搞研究、做学术。

　　郎景和喜欢走到病人床边，喜欢听别人称他“郎大夫”，又极善于在纷乱的症状中，在繁杂的检查报告里找出头绪、抓住要害，及时做出诊治决策。疑难杂症因此了然，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