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宣判人物命运的权利

　　问:您在不同场合说过,想写这些盲人,并不是说他们告诉很多故事,去把它复写下来。

　　答:他们告诉我许许多多的故事。但是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我在小说中基本上都不会呈现。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我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从这个角度出发再重新想象。如果我把朋友们的故事写出来,我觉得那个是不可以的。

　　如果我在《推拿》里局限于讲他们的琐事的话,这个小说就不成立了。那些东西是无法支撑一个小说的。它一定出现了大量想象的内容之后才能让小说的内容更丰厚。现实生活的流水账是不能构成小说的。生活哪有那么戏剧性?哪有那么多可以书写的东西?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写到小说里去。

　　问:就是您说的伦理问题?

　　答:对,简单说,不能因为我是一个作家我去出卖朋友,这样不可以。我大致了解他的生活之后,我自己去想象,那个是我自己的东西。

　　问:还有别的伦理吗?

　　答:面对小说人物,也是一个要坚持的伦理问题。作家最容易做的是,动不动就去做法官,把自己变成道德的化身,任意去宣判小说中的人物。好的作家是应该放弃这样的权利。我觉得上帝视角是不可以的。写作的时候不首先进行道德评判,可以是美学评判。让人物在小说内部得到充分呈现。呈现出来之后,所有的一切交给读者来评判。这个也是小说的伦理。

　　问:您是之前就把构架想清楚,还是边写边想?

　　答:这就是虚构的好处。比如你在现实生活中建房子,一定是从地基开始,这是物质决定的只能这么做。虚构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在写作之前,有一个草图,把时空关系安顿好,按部就班地写。也可以放弃这样的方式,按自己的方式任意搭建。但是有一个东西要强调,虚构本身也需要有规律。这个规律不管是理性还是非理性,不管是逻辑的还是非逻辑的,它都有自己的基本方式。这些方式还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不同的写作方式和风格,让小说变得多样。

　　问:您的作品还基本都是全称,是吧。

　　答:第三人称多。

　　问:这种写法可以更好地往下延展。

　　答:也不是。我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小说第一人称特别多,第一人称在我写作的时候具有压倒性优势,选择第三人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的策略。我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如果这段时间第三人称的小说比较多,我也很有可能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

　　问:写作熬夜吗,写长篇需要“闭关”吗?

　　答:不熬夜,我写作状态特别轻松。电话也不构成对我的打扰,放下来再写呗。我没那么脆弱。我经常跟我身边朋友开玩笑说:在我看来,我就是一个不像作家的作家。

　　问:您会推荐自己的哪部作品给读者。

　　答:《平原》还有《玉米》。

　　问:为什么?

　　答:我觉得这个作品当中有我血管里的东西。像《推拿》这个作品也挺好,但不是我血管里的东西。《平原》和《玉米》是。它虽然和我个人生活没有关系,但是精神上,它跟我联系的紧密度非常高。虽然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它更属于我。

　　(实习生孙楠对本文有贡献)

　　本报记者姜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