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不到的事，做不放弃的事。”——郝景芳

　　郝景芳的创业项目“童行书院”办公室位于海淀区一个合作型的共享办公空间里，这里没有方方正正的格子间，天花板很高，沙发散落，现代的配色让人感到自由。隔壁的公司用一行文字装点一面墙：让平行世界里的人相遇。

　　郝景芳因科幻小说为人们所知，然而现实中没有科幻的按钮。假若确有平行世界存在，历史的代沟、阶层的距离则会构成不同世界的边沿。在所期待的遇见、沟通、和解发生之前，我们需要建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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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父辈的历史与自我的疑问之间

　　一个人对自己出生年份的认知是阶段性的：童年时，这个数字只和生日蛋糕上的蜡烛的数量有关；青年时，看到小说里这个数字会觉得亲切；再长大一点，读了历史，会感慨原来自己出生的这一年，曾经是一段热烈的历史阶段中如此重要的时间节点。

　　接下来，有人带着这份自豪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有人则站在现实与历史的中间地带，准备完成一场和自己和父辈有关的历史回望，回答自己的人生疑问。

　　郝景芳出生于1984年。

　　乔治·奥威尔把他的想象世界构筑在这一年；《激荡三十年》里，吴晓波将这一年命名为“中国公司元年”；在改革开放大幕已经拉开的社会舞台上，人们带着满腔热情去探索去创造，在繁荣与热烈之间讨论着未来的道路。

　　郝景芳是在清华大学的经济史课程上再次认识了“1984”。老师请来楼继伟（后曾任财政部长）和李剑阁（后曾任中金董事长）做讲座，两人都曾在80年代的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两位历史亲历者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述改革开放之初的重大决策是怎样出炉的，坐在台下的郝景芳听得很认真，能听到这样位置的决策者分享经验，她觉得幸运。“学这些东西很有意思，会看到这个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

　　她忽然想到自己的亲戚。她比谁都明白，决策和与之对应的各种数字只是历史的一个维度。

　　郝景芳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祖父和外祖父的家里，她的父母是少有的幸运读完大学的高材生。“我父亲是家里最大的儿子，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他们没有经历上山下乡，通过高考上了大学。”年幼时的她并未展现出对写作的兴趣，连日记也不写，她喜欢聆听、观察。同是一家人，长辈们脸上全然不同的表情，是郝景芳童年抹不掉的记忆。“母亲家里，除了‘文革’之前上了大学的大姨和我妈妈，阿姨和舅舅们都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下乡，之后很艰难地回城，进入工厂做工人，之后下岗。”印象里，她的一个姨在早上天不亮的时候就做花卷豆包，推小车上街卖早点，放学以后，她在自己的学校周围又看到阿姨出摊卖爆米花，“就这样供姐姐一路上读到一所优质大学的医学院。”类似的“争气的”、“励志的”故事，在她家并不少见，“我这一辈的，哥哥姐姐都在很好的大学读书，去了很棒的企业。所以这样往回推一家人的基因都很好。如果没有‘文革’，叔叔阿姨应该都是大学生，一个不差。”

　　一个人旁观历史的第一印象，决定了她进入历史的决心和书写历史的心态。80年代，一边是被赋予了无限朝气和希望的新时期，一边是父辈们截然不同的遭遇，出生在此刻的郝景芳，在三十多年之后重新回到这个时代，被它的真实而复杂打动，继而创作了小说《生于一九八四》。除了女主人公成长的一条线，书中更多的笔墨和感情放在对父辈经历的回望上，她在人物的身上拼凑出上一辈人所经历的下乡、返城、下海、下岗以及这些命运抉择带给一个家庭的巨变。“那一代人的命运和成功，其实不是自己选择的，风口浪尖推着你，赶上了就是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