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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纸上的政策和地上的实践之间

　　在这个承担了研究职能的公募型基金会工作，像在一座巨大的桥上穿梭：桥的一边，财力雄厚的企业各怀目的，期待和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或者希望真正为中国做点事情，总之他们想捐钱。郝景芳和同事们为企业办高端会议、慈善晚宴，看尽各种闪耀的光；桥的另一边，基金会需要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些钱花在怎样的刀刃上，才能让需要帮助的人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是，乡村的留守儿童家庭、由体育老师教数学的乡村小学成为她们调研的目的地。

　　“好的经济学家、好的智库和好的政策建议者有很多，大家看到的问题很准：中国经济应该怎样前进、如何包容性增长，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大投入……大家都能给出很好的建议。”郝景芳说，“但实际上，经济学家不负责这些事情的落地，这些建议也不能直接导致政策性的改变。真正到了落地层面，有些事情会不了了之。”

　　这一回，郝景芳又处于两个世界中间。

　　在她就职前，基金会开始运作一个贫困地区儿童营养餐的项目：在一些学校发放营养餐作为样本，选择另外一些学校作为对照，一段时间之后对比孩子们的发育情况，然后撰写调研报告，通过基金会的渠道提交给国务院。最后，国务院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亿，每个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获得每天3元的补助。“现在，一些地区的营养餐补贴提高到4元。”郝景芳补充说。对于那些没有食堂，甚至没有吃午饭习惯的山区学校，三四块钱，就意味着一顿说得过去的午餐。当然，从纸上到地上，郝景芳和同事们要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政策后续的落实和监督上。

　　郝景芳现在是教育财政和医疗财政相关项目的负责人，从北京出发坐飞机换汽车到一般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村寨，与留守的孩子和监护人交流，她眼前随时随刻会闪现出具体而悬殊的差距。“营养餐的落实其实是小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理论上应该有不断改善的生存环境。目前得到补助确实能让他们吃饱饭，但是生活的形态呢？”

　　她先生的老家在京郊的农村，在老家人从平房搬到楼房以前，她随先生回老家，看到村里人的生活和80年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现在很多乡村甚至城市周边的农村，人们还是住在用旱厕的老平房，就算添置了冰箱电视，生活的形态并没有什么改变。与此同时，城市里，科技带着人们的生活翻天覆地往前跑。”面对城乡差距，她认为理想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城市化以及市民化。“让生活条件比较恶劣的人进入城市，在这里生活、安家、就业，这是唯一的出路。然后让城市拥有更平等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更包容的城市发展政策——用城市不断的发展接纳更多的人口，又不把他们折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