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想，黄老师是不是也曾这样迷惘过呢？”卢鹏羽说。

　　朋友和学生公认：回国7年，黄大年适应得越来越好了。

　　这位在海外漂了18年的游子初回来时，对学校的各项行政流程并不熟悉。在他的经验里，那不属于科学家的本职工作。他利用一块空地建设的车载设备机库，因为缺少相关手续，差点被当作违章建筑拆掉。这个海归教授情急之下，躺在了卡车前的大路上。

　　“他不是不通人情世故，只是缺乏经验而已。”于平说。在她眼中，这个理科男周到细致。他办公桌右手边的抽屉是个宝库。出国再忙，他也总记得在免税店带礼物。女士能收到爆款色号的彩妆，男士则有各类国外食品。于平的小女儿曾收到黄爷爷送的一套粉色裙子，穿上后像个小芭蕾舞者。

　　团队的人事、财务、各项审批，都需要黄大年拍板。他越来越忙了，也越来越懂得适当的沟通和必须的等待。

　　“黄老师是一个实用的理想主义者。” 卢鹏羽想了一会儿说。

　　2010年，黄大年出任吉林大学“李四光实验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级选拔本科新生，旨在培养一批地探科学的预备军。英语水平是选拔考试的重要标准之一。

　　这位新晋班主任常常请地探领域的国际牛人来长春，为自己的学生讲课。

　　“一定要出去，出去以后一定要回来。”这是黄大年挂在嘴边的一句叮嘱。

　　学生周文月有时觉得，老师脑海中的时间表已经超过了他的生命长度，他在学生身上寄托了一个更宏大的未来。

　　本科毕业，周文月定了一个特别大的题目：汶川地震的地球磁场研究。黄大年很认可：国家需要这样的研究！他清楚这个题目对于一个本科生来说难度太高，拜托马国庆出差收集数据供周文月使用。

　　“他就是像把我领进门，让我体验一下有价值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她慢慢反应过来。

　　和时下的风潮不同，黄大年的学生从不管自己的导师叫“老板”。惜时如金的黄大年也从不吝啬和学生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在地质宫暗黄色的水晶灯下高呼着号子拔河，在初春的巷口烧烤——黄大年还特意把车子开来挡住风，车载音响放起《斯卡布罗集市》助兴。他爱摄影，去哪里总是背着沉重的器材，指挥着大伙摆造型，一脑门儿汗。

　　在黄大年这里，只有一件事是开不得一点玩笑的——科研。

　　马国庆和周文月都见过黄大年发火的样子，平时微笑着的脸沉下来，桌子敲得梆梆响：“是不是懈怠了！”

　　黄大年给周文月博士论文的批注总是密密麻麻，连标点符号的错误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次正讨论着思路，黄大年突然一把盖住摊开的论文，笑嘻嘻地问：“你别看，记得我改了什么吗？”

　　后来周文月才知道，黄大年少年时期与父亲通信，去信总是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再同回复一并寄回。再相见，在广西地质学校做老师的父亲也常这样突然盖住被改过的信，说：“你别看，记得我改了什么吗？”

　　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习惯和平翘舌不分的南方口音一样，跟随了黄大年一生。那是困难年代，父母下放山区，陪伴他的有李四光的故事，李四光从海的那边归来，“带回来的行李满满都是书”。

　　2016年11月29日，黄大年在北京飞成都的飞机上昏了过去。回长春后，他被检查出胆管癌。

　　这似乎是个身心永远强健的男人。他的各类获奖证书随意塞在柜子里，只有一次胜利被他一遍遍炫耀：一位外国专家来访，两人在泳池里较量了一个来回。学生记得他快乐地蹿出水面，水珠四溅。

　　他们在重症监护室看见的老师仿佛换了一个人，苍白，虚弱，困在病号服里。那一刻，他们才第一次意识到：黄老师不是超人，是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

　　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护士长常发现这位教授全身用力在思考：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身体绷得像拉满的弓。

　　黄大年去世后，马国庆接手了老师一系列未完成的工程。他离开实验室的时间越来越晚，午休也总是以面包替代。师弟师妹私下觉得，这位总爱开玩笑的大师兄神态越来越像老师了，克制、着急。

　　周文月最近则常常整个白天都忙于接待——采访和参观的人太多。她每天特意清早起床，推迟回宿舍的时间，用早晚的时间把科研的工作补上：“怕黄老师看到我懈怠。”有时深夜寂静，走廊黑黢黢的，只有自己的办公室亮着灯，她想起黄大年常说的“地质宫里有中国地探科学的灵魂”便十分安心。

　　她正在稳步推进“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回来”的前半部分。这位“李四光”班学生从地质宫的窗口望出去，正是恩师少年时注视过的盛夏光景。（王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