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费孝通”在哪里

　　在这次“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纪念活动中，有学者认为，现在中国社会学缺的正是费孝通那股“野马”的劲。

　　2015年，全国有85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学专业。在规模扩大的同时，社会学也面临一个问题：难出“大家”。

　　在纪念活动的分论坛中，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提出，现在社会学的研究，有过于精致化的倾向：在发表论文的压力和核心期刊标准的引导下，学者们写文章花的时间太多，但提不出多少真正的问题：“我们大刀阔斧还没有开始，这种精雕细刻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在之后的“费孝通田野调查奖”征文活动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的农村在中国，中国的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的农村研究在美国。”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记录过这样一件轶事。他的好友薛涌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采访费孝通，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再过多少年能出现一个您这样水准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思考了一会儿，说，50年。

　　郑也夫认为，知人且自知的费孝通绝不是自负，而是对教育和文化氛围感到担忧。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费孝通自己分析过几代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65岁以上的一批，在抗战前完成大学教育，有机会受到各学科的基本训练。60岁上下的，大学时正逢战火，基本训练还可以，但外文差。45岁左右，解放后培养的一批，“专业分得太细，学生不可能有广泛知识，基础课不行”。1957年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学习时间太短了，或者没学什么。“他们受损害，我们应该同情。”

　　方李莉曾是费孝通的博士生。她说，除了深厚的学养，今天的学者更难企及费孝通的是他的“大其心”。费老毕生的学术活动都沿袭了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致力于发现和观察最紧要的社会问题。

　　匆匆两天的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纪念会很快闭幕。不过从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赶来的学者和学生，并没有全部离去。

　　南大学生的调查仍在继续。作为“江村访问学人计划”的首批学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为他们做指导。

　　今年76岁的复旦大学刘豪兴教授，则像过去很多年一样，又住进了开弦弓村村委会的一个小房间。在完成了90万字的《开弦弓村志》后，他正致力于“江村学”的研究，同时与姚富坤一道又开始实施“江村百人口述史”项目，目前重点在做江村80岁以上老人的“抢救性”深访。

　　江村调查，以及从江村开始诞生的一系列中国社会学本土性问题，未完待续，如同一本未完全展开的书。这正是费孝通墓地石雕的形象。在这本“书”后的一块大石上，刻着费孝通的一句话：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曼祺

　　（本文部分材料来自张冠生：《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和李昇明：《中国人的自觉：费孝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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