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的“野马”精神

　　在学术界，对费孝通的诸多实践也有这样一种声音：学术应该远离政治，保持价值中立。费孝通的学生邱泽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也曾听到过这种说法，甚至有人直言费孝通的调查研究根本就不是学术。

　　但费孝通一直不太介意这样的指责。他曾多次坦陈，他研究社会学的初衷之一，便是他感到自己有义务关心占中国多数人口的、日益贫困的农民。

　　1980年，赴美接受应用人类学学会的马林诺夫斯基奖时，费孝通发表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演讲：“（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

　　10年后，费孝通80岁生日时，有朋友问他一生的志向，他马上说“志在富民”。

　　他一生中的两次关键性的去留抉择，也体现了一种“费孝通式”的理想追求。

　　一次是1938年从英国回国。“外国人觉得奇怪，他们说你怎么回去，还在打仗啊！我说，对呀，打仗我得回去。我们就是不肯做亡国奴，不愿流落异乡，没有考虑过其他道路。”

　　一次是1949年，他选择了留在大陆。在文革期间的自我检查中，费孝通陈述理由：“我认为我过去的许多妄想在新中国依旧可能得到实现的机会。我依旧老是在想按自己的思想来改造社会……要设法使这套主张成为现实。”

　　另一方面，接受西式教育和系统社会学训练的费孝通也同时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如北京大学张静教授所说，是以专业研究者的角色看待中国社会的第一批人。用费孝通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只看到了历史事实，发明权在老百姓那里。”这和以策论、考据为治学方法的中国传统文人也迥然相异。

　　带着这样的特质，中国社会学的沉浮和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呼应。

　　1952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的社会学，在院系调整中被取消。

　　30多年后改革开放开始时，社会学又重新得到重视。

　　1979春天，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提到，社会学的研究，以前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而在1978年，胡乔木就登门拜访，邀请当时还在赋闲的费孝通出山恢复社会学。这之后的1986年，在“江村调查”过去半个世纪后，《江村经济》终于有了中文版。

　　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复建的中国社会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恢复重建的重要推动者，并担任系主任。

　　今天，费孝通的印记已遍布中国各大社会学研究场所。在北大学社会学系的门厅树立着他的半身铜像。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墙上也悬挂着他晚年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越到晚年，费孝通越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不再那么强调学科分野，关注的问题涵盖区域发展，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自觉”，以及人与人相处的伦理秩序。

　　他常自称是“是一匹野马”，指自己学术跳跃很大，没有形成系统的学术体系。这是一种遗憾，也是费孝通在多种条件下的选择。70岁时开始恢复社会学，他笑称自己口袋里还有10块钱——还可以活10年。这10块钱，他想尽可能关照到更多重要的现实问题。

　　记录费孝通改革开放后城乡区域发展调查的《行行重行行》，被一些人认为是散文集而非社会学研究。但费孝通认为，它在经世致用的层面站得住脚。他曾对助手张冠生说，这本书是“跑出来”的：“对基层干部会有很大的帮助，对文人、知识分子用处不大。”

　　在甘肃的黄河边考察时，邱泽奇终于直接提出了他当时的困惑。根据考察课题，他问费孝通：“您认为让企业把技术向周围的农村扩散进而带动农村的发展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吗？”

　　在事后的回忆中，邱泽奇写道：“也许先生看出了我的窘境，他一面笑而不答，一面让手拿照相机的张荣华先生给我们照相。这张照片我至今珍藏着，照片上先生和我都展现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说到费老的“野马”精神，在这次的学术纪念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分享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回忆：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当时91岁的费老对她说：“如果年轻一点，我会为这件事写好多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