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求知

　　在来到开弦弓村之前，吴睿最好奇的是：“今天这个地方的人们对费先生究竟是什么态度？是尽人皆知的人物吗？当地人有多少读过他的书？”

　　当记者向当地人抛出类似问题时，服装店老板上初二的女儿笑着说“当然知道”，“我们这里的中小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参观的”。

　　正在江村村委会空地上打篮球的几个高中男孩，则告诉记者，他们知道费孝通写过一本关于他们村的书，虽然说不准书名，但都肯定“那书很有名”。

　　在这本他们说不上名字的《江村经济》中，正包含年轻的费孝通对“什么是社会学”，“应做怎样的社会学”的思考。

　　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还处于“方兴”阶段。那时的社会学“更多的是空泛议论而非真实地报道情况”。

　　在燕大访学的美国教授罗伯特·派克带来了深入现实的新风气。他把学生从京郊的未名湖畔带到了天桥和监狱，使费孝通大开眼界。

　　费孝通对在中国做社会学有了自己的一番见解，在燕京大学教授吴文藻的提倡下，他和几位同学开始了“社区研究”，试图获得大量一手资料，扭转空谈之风。

　　后来，费孝通将自己这种学术路径概括为“从实求知”。

　　从1935年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到隔年的江村调查，再到1938年回国后，于抗战后方的云南开展的“云南三村”实地调查，费孝通一直实践着“从实求知”。

　　在这个学术高产期，他先后写出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等著作。奠定了他一生的两篇“大文章”：“农村发展研究”及“民族、边区研究”。

　　到晚年，费孝通已经可以从各种平常小事中见人所未见，想人所未想。

　　1997年，费孝通去南方调查，从南京到苏州有一段路走的是沪宁高速。费孝通一路看，一路没休息。

　　普通的风光，在他眼里却生出许多门道：从南京到镇江，还有许多六七十年代的老房子。到了常州，新建筑就多了。到无锡一带，出现了别墅式的农民住房。他甚至敏锐地观察到，三楼两边的窗子可以看透，这说明没住人，没派上用场。

　　即使呆在北京，观察自家的小保姆，费孝通也能联想到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农村的一个小姑娘，到我们家就变了。这是一个最好的社会学材料。大批乡下农民，年纪很小的时候到城里来。来了之后，变了，回不去了，被城市消化了。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文化变迁。”

　　在社会学领域的求知，还面临周晓虹教授提到的“中国化”的问题。社会学最早是舶来品，要使其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需要产生对应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体系。

　　在10月23日的学术纪念会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提出，费孝通不同阶段的研究，对应了四种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类型。《江村经济》是研究对象的本土化，看一个中国村落，但恪守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之后的《生育制度》则尝试修订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随后的《乡土中国》，则提出了本土概念，其中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影响广泛。费孝通晚年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则被谢立中认为是“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提出了“将心比心”等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方法论原则。

　　同场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范可教授在评议环节，马上指出谢老师的第四种本土化类型“很危险”。他说：“如果我们承认经史子集解释社会的有效性，这是中国社会学的失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认为，费老晚年对方法论的反思，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学术实践的结果。费孝通看到了人与人组成社会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那些公开宣称的、白纸黑字的、明确界定的交流方式上”，而是在于“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社会学研究“精神世界”或者“心态”的方法，是不应该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客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