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31年8月，汤炳正到北平，与同乡张政烺等在弘达中学补习。张政烺后来考取北大历史系，汤炳正因无中学文凭，只上了私立民国大学新闻专修科。毕业论文《小型报的缺点及其改善办法》，被导师王文彬推荐到彼时唯一的新闻理论期刊《报学季刊》第四期上发表。这是他生平首次发表学术论文。

　　后来，王文彬出任重庆《大公报》经理，还聘汤炳正为该报记者。同乡马学良，此时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他们三人过从较密，曾结伴去听胡适的演讲。张、马毕业后，均进了当时的学术重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进人极严，所长傅斯年是非北大特优生不收的。姜忠奎、许维遹、汤炳正、张政烺、马学良五人皆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流学者，年龄相差也不远，都在京城求学，学术旨趣相近。汤炳正又与他们四位均有交集，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荣成文史五杰》。

　　当时，汤炳正对旧学兴趣大，认为今后“比较易于成为专家”。他研究扬雄，北京图书馆丰富的典籍使其大开眼界，博览泛涉，如鱼得水。那时候，他上新闻课的时间少，跑北京图书馆研读典籍的时间多，“风雨不阻，寒暑不辍必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晚年时，他曾模仿林语堂的语句说道：“北京图书馆就等于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就等于北京图书馆。”这并非随便说说，实感慨系之。

　　汤炳正“成了北京图书馆阅览室的长期座上客”，在他心里，北京图书馆比任何一所大学都更重要。

　　扬雄《法言》的历史地位是大大弘扬了儒学传统，但文字古简奇奥，历代笺释校理者不多。1911年，汪荣宝著有《法言疏证》，20年后又出版了修订版，改名《法言义疏》。汤炳正在故乡读书时，正巧跟扬雄的论著发生过某种“因缘”：他名“炳正”，字“景麟”，即取自扬雄《剧秦美新》中的“炳炳麟麟，岂不懿哉”之意。

　　但真正意义上，汤炳正对扬雄与《法言》进行学术研究，则是从在京读书时开始的。汤炳正一直是把扬雄视为传统语言学最早的专家而进行研究，后来，他还为扬雄做了一部《年谱》和写了一篇《〈法言〉版本源流考》。

　　在京期间，汤炳正完成了十万言的《〈法言〉补注》书稿。关于汪著，他认为其失大要有六：一、字句颠倒而汪氏未能校正者；二、文字谬误而汪氏未能更正者；三、汪氏有为古本所误者；四、汪氏有误改原文者；五、汪氏有为古书征引之文所误者；六、前人已有成说而汪氏未经采用者。

　　即使现在读此稿，我仍觉得《〈法言〉补注》极富理论色彩，而无一句虚言，说服力很强。汤炳正的学术生涯，此稿应是奠基之作。因此，研究汤炳正的治学思想与研究方法，此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我们从中也不难窥测他对学术问题不避权威的坚定态度，而这种思想又贯穿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之中。

　　汤炳正还是一位写旧体诗的高手，他自幼喜欢诗词，尊唐诗为不祧之大宗。在故乡时，他虽写了不少诗作，但总是随写随弃，现在我只找到他挽妻子慕惠贞之祖父的四联文字。今举其二于此：“一、大老近居东海，跂望非遥，恨旅馆羁留，旧雨未来疏问候；文孙共学北平，约归先至，知孝思感动，秋风特送及弥留。二、阅尽沧桑世界，叹涛声悲壮，山色苍凉，六十年来成大梦；留将诗礼家风，看桂子扬芬，兰孙毓秀，九重泉下慰幽魂。”

　　汤炳正自述：“记得我的诗兴最浓，是二十多岁，那时正游学北京，面对黄瓦红墙、到处都是历史遗迹的前朝故都，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我，经常写诗，借以抒发思古之幽情，或个人的襟怀。”他在《大公报》“小公园”副刊发表了《浪淘沙：纪念“九一八”》《故宫行》《鹊桥仙：登长城感作》《彩云曲》《和金东雷君咏梅原韵》等作品。

　　其中，《和金东雷君咏梅原韵》诗题中的金东雷（震），时任《大公报》“小公园”副刊主编，是章门中期的弟子。汤和金诗的颔联“一生懒向人间笑，十月先从岭上开”，正是他一生性格的形象写照。此联“曾被诗界誉为名句”。金东雷于1936年出版《东庐诗钞》时（2009年收入王伟勇主编的“民国诗集丛刊”第一编），还请汤炳正与同光体主帅陈石遗、民国政要张一麟等一同写《序》。《诗钞》中有《赠汤君景麟》一首，称“子今突起持前纛”。

　　汤炳正的经历中也有“艳丽”的一段，那就是同《晨报》记者访问赛金花，他没有赶时髦写访问记之类的文章，而是作长篇歌行《彩云曲》。此诗被誉“有元白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