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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黄河走出了一身虱子

　　29岁之前的梁建平从未想过，他此生的艺术创作会与黄河、黄土地如此密不可分。那时的他只是上世纪80年代末众多单位里的一个普通人，从河北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他在河北省邢台市群众艺术馆工作，日常工作就是画画，只不过，那时他涉猎的画种较多，常常是按照美展的需要和主题画画。

　　那时的工作就像温开水，但那个年代的艺术，却刮着一股强劲的“西北风”：从歌坛的《信天游》《黄土高坡》《一无所有》，到影坛的《黄土地》《红高粱》，处处可见关于黄土地、关于黄河的创作。“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过去了多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正处于“愤青”年纪的梁建平，听到这样直抒胸臆的嘶吼，不知不觉在心里埋下了向往黄河的种子。

　　青年的向往总是相似的，1991年，一位同在文化系统工作的朋友找到梁建平，邀他共同徒步考察黄河。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那时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家乡，别说黄河途经多个省区，就连出一次省都是相当难得的经历。可这又怎么难得倒踌躇满志的青年小伙儿？

　　两人又找到一位青年书法家，三人一起拟出一份《关于徒步考察黄河的计划》，一层层向上打报告，最后竟顺利拿到了文化部、河北省文化厅、省文联等开出的盖章介绍信。介绍信在手，在彼时的中国就像有了“护身符”。1991年5月17日，三个人意气风发地出发了。

　　“当时走黄河，一切都还是原生态的样子。”梁建平记得，去黄河源头的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麻多乡时，没有任何公共交通，一辆货车捎上他们，赶了300多公里路才到麻多乡政府，而这里，距离真正的黄河源头还有80公里。麻多乡没有报纸，不通邮，整个乡里只有一个人会说汉语，还说得磕磕巴巴。为梁建平一行当向导的牧民，更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讲，从乡政府到黄河源头的一路，他们只能打着手势、连蒙带猜地互相交流。就这样，竟然真的走到了黄河源头，拍照、画画、搜集民间传说，三个人忙得不亦乐乎。

　　谁也没想到，徒步黄河最艰难的地方竟然不是黄河源头。返回麻多乡后，按照计划，梁建平三人需要徒步抵达下一站——果洛藏族自治州下辖的玛多县。可是，因为语言不通，麻多乡没有人能清楚地告诉他们该怎么走，一群人比划了半天，梁建平等人只听懂了“往东走”。

　　初生牛犊不怕虎，完全搞不懂状况的三个人就沿着汽车车辙开始往东走。从早上8点开始，几乎走了一天，眼前的景色没有任何变化，望不到边的草地似乎无穷无尽。一直到下午5点，车辙终于到了尽头，三个人兴奋地往前跑，跑到近处一看却傻眼了，车辙消失的地方赫然横亘着一条河！

　　往前走，显然没路了，返回去，就得再走9个小时才到麻多乡。天已经快黑了，走夜路跋涉9个小时也不现实，三个人一合计，决定脱衣服、下河，趟过去！谁料，趟过一条河，不一会儿又是一条河，梁建平几人在夜色中竟连着趟了四五条河。偏偏天公不作美，晚7点开始，先是下雨，后又下雪，过了一会儿冰雹也来凑热闹……深夜快一点时，满身是水的三个人终于看到了一顶帐篷，踩着一尺厚的积雪艰难地走过去，满身的水早已冻成了冰，脸上的肌肉仿佛失去了控制，以至于他们差点连话都说不出来……那时，29岁的梁建平只觉得，“生命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状态了。”

　　所幸，在帐篷里陌生人的帮助下，年轻力壮的三个人又“活”了过来。后来，他们才知道，整整走了十几个小时的那片区域是冬季牧场，这个季节，所有的牧民都去了夏季牧场，那跨越三四百公里的区域，当时就是一片没有生命的无人区。

　　即便如此，三个人也没有打消继续前进的念头。从青海到甘肃，梁建平一行走了两个多月。跟河北迥然不同的是天气太冷，一路上，三个人不得不把所有的衣服一股脑都裹上，晚上睡觉也不舍得脱。终于有一天，到了甘肃稍稍暖和点的地方，他们学着老乡把衣服脱了烤火，这才发现，贴身的衣服上密密麻麻全是虱子，而他们走了俩月，竟然没有一点感觉。

　　这样吃尽苦头的黄河之行，持续了一年多。今天的梁建平回头看，觉得那时的行动多少带点年轻人的冲动，徒步结束时，他甚至还欠下了几千元债务。可是，那时的冲动，却是他艺术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自此，黄河苦行给他打上了一生的烙印。尽管，在完成徒步的最初几年内，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