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它满足了我造屋的欲望，满足了我接受屋子的庇荫而享受幸福和愉悦的欲求。”再后来，当曹文轩意识到他所造的屋子不仅仅是属于自己，而且是属于任何一个愿意亲近它的孩子时，他说，“我完成了一次理念和境界的蜕变和升华。”他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幸福，就是当孩子长大离开这些屋子数年后，他们会不时地回忆起曾经温暖过、庇护过他们的屋子，而那时，正老去的他们居然在回忆这些屋子时有了一种乡愁——对，乡愁那样的感觉。“这在我看来，就是我写作——造屋的圆满。”

　　“我很少考虑读者对象是谁，只想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

　　不止一次，曹文轩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之所以这么评价，是因为曹文轩写作的时候，并不考虑读者对象。他更多地考虑如何讲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如何写出非常有份量的作品，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带着智慧的幽默，如何描写风景更为贴切，人物如何出场更为恰当……阅读对象是根本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典型”的儿童文学作家。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算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曹文轩的标准是，首先必须是文学，这与其它类型的文学在标准上没有差异，只不过是因为考虑到儿童、少年读者的认知能力、欣赏能力，在语言的深浅上有所变化；其次是有悲悯情怀。文学史中85%的作品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安徒生童话《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夏洛的网》《时代广场的蟋蟀》《小王子》等都带有淡淡的忧伤。曹文轩还特别喜欢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通过一个7岁孩子的悲剧性故事，把富有寓意的神话、孩子五色斑斓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紧密交织在一起。当然，诉说忧伤，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而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和认识，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无论是倾向于写实的《草房子》 还是倾向于虚构和浪漫的《大王书》，也无论是正剧式的《青铜葵花》还是喜剧式的《我的儿子皮卡》《发条鼠》，在它们的文字底部都隐藏着悲剧品质。但仔细品味，忧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美好与和谐。他关注美感，倾心雅致，致力于美好人性和高尚情怀的永恒追求，并在当代文坛上确立了自己独有的文学品格。

　　“我们的故事，太‘中国’了”

　　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漫漫旅程中，曹文轩无疑是成功的典范。然而，与国外的读者交流中，他发现，国外读者认为中国能翻译的作品并不太多。原因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严重缺乏共通性，它们太中国了，也太当下了。这些作品，只有中国人自己——并且是此刻的中国人才能知道它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即使翻译出去的作品，同样还是因为共通性的原因，不会有太多的发行数。

　　十多年前曹文轩曾经说过，中国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儿童文学的水准，他此次的获奖当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但安徒生奖毕竟是一项个人奖，由个人的荣誉推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全貌，是否恰当？曹文轩说：“我永远记住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的高度是由平台决定的。中国文学的平台在一天天升高，有一两个人因为角度的原因被世界先看到了，我是其中一个。但我得奖和屠呦呦得奖、和运动员拿世界冠军还不一样，科技和体育是可以量化的，文学和艺术却做不到，我只能大致讲，世界水准的儿童文学所具备的品质，中国儿童文学都有。”他说，这并不是狂妄的、过于自尊的判断，他一直认为这是理性的、学者的判断。中国有一支超级巨大的翻译大军，这让他对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各个国家的儿童文学非常了解，而他正好又是研究这个学问的。“我发现，我们最优秀的部分和他们最优秀的部分是并驾齐驱的，我不比你弱，不比你小，不比你矮。我们要充满底气，把独特的中国故事讲给全世界听。”（宋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