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列入京派门墙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谋生艰难，曾在昆明市郊的私立学校当了两年老师，1946年到上海，因找不到工作，一度想自杀。

　　在北平的沈从文知道后，写信骂了汪曾祺一顿，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沈写信给朋友，帮汪找工作，称：“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

　　经沈从文介绍，汪曾祺结识了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并通过李，与巴金相熟。在沈和李的扶持下，汪曾祺列入京派门墙。

　　京派组织松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初期奉周作人为领袖，以废名的创作为代表，与左联、海派抗衡。周作人反对“为革命”或“为商业”的文学，主张“为人生”，即重视文学本身的优美，不与时代过多纠缠，接续了新月派文脉。

　　鲁迅曾批评说：“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文坛上倘真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末……‘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

　　后来周作人不愿出头，废名停笔，杨振声成了京派领袖，但杨创作无成绩，沈从文渐成京派掌门，文学评论则由李健吾扛鼎。京派中林徽因、凌叔华、萧乾、朱光潜、朱自清等各具特色，汪曾祺被寄予厚望。

　　5 沈从文为汪曾祺抱怨老舍

　　1949年后，沈从文“转业”，汪曾祺虽写出了《羊舍一夕》等，但与主流不合，反响寥寥。沈从文曾将怨气转嫁到老舍身上，说：“汪曾祺在他（指老舍）手下便作了十年小伙计，老舍就从不注意到汪写的短篇，比他还好得多！”

　　沈从文早年对老舍较尊重，曾写道：“有个作家在许多人心目中都认为应当是个胖子，这作家就是老舍先生。老舍是不相识者理想中的胖子，丁玲却是女作家中事实上的胖子。”

　　抗战爆发后，老舍偏重宣传效果，引起沈从文不满，撰文称：“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有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老舍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后，在台上“老舍一开讲”，沈从文在台下“就摸出一本软面笔记本……目不旁视，手不停顿，全座就他一个人”。

　　一次老舍做完报告，听众外涌，老舍叫道：“从文，一块走。”作家林斤澜记录道：“沈从文在人流中回身，但站不住脚，也不想站住，说了声什么，微细听不清。”

　　1958年，周扬宣布老舍多管一些全国文联工作，请沈从文当北京市文联主席，沈坚决推辞。沈后来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

　　1961年2月，沈从文劝汪曾祺：“你能有机会写，就还是写下去吧，工作如作得扎实，后来人会感谢你的！”老舍去世后，沈从文给儿子写信说：“老舍不认识他（指汪曾祺）的长处，搞事务性多，长处难发挥，极可惜。”

　　6 他把鲁迅排在沈从文之前

　　“文革”中，汪曾祺参与了《沙家浜》等样板戏写作，沈从文说“我似乎也或多或少分有一点儿光荣”。

　　1977年，汪被疑为“四人帮”余党，接受审查，据汪的子女说：“（汪曾祺）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小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

　　1980年，汪曾祺因小说《受戒》轰动一时，此时他已年届花甲。

　　汪曾祺一生未能写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成就亦不及沈从文。因在师法京派的同时，汪其实很欣赏鲁迅，他曾说：“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鲁尚排在沈前。

　　据学者王彬彬分析，汪曾祺在句法、用词上，模仿鲁迅处甚多，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说：“我的文章没有形容词。”

　　京派风格与鲁迅风格截然不同，很难调和，所以沈从文虽欣赏鲁迅的《故乡》《社戏》等，却认为：“《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正如中国许多坏作品一样，给人的趣味也还是低级的谐趣，而缺少其他意味的。”

　　宗鲁而难达其思想高度，宗沈而难有其悲凉，故汪曾祺小说试图用趣味将二者黏合，汪曾说：“这些人真是，写了一辈子还是不会写小说。”就连郭沫若、茅盾，汪的评语都是“不会写小说”。

　　然而，趣味至上的综合易入“低级的谐趣”，虽赢得读者，却也牺牲了文本品格，且易彼此重复。作文不同做人，太求“和谐”，难免善“用顺”而不善“用逆”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