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志斌本是一家企业的工人，只因爱书如命，每个月都坚持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买书阅读、收藏。后来下海做起生意，收入多了，开始有计划、成系列地买书。如今，他不仅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还是赫赫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已达10万册之巨，成为云南个人藏书最多的人之一。

　　书籍在童心播下好学种子

　　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薛志斌是幸运的。因为父亲是个中医，从小他便有了接触书籍的机会。父亲天天写、背汤头歌，他也跟着沾了一些墨水，喜欢上了文字。那时，他住的院子里有位老工人，家中有许多小人书，他就借来看。老工人为人热情，心地善良，每借必成。等把老工人家的所有小人书都看完了，他就到街上的书摊租来看。小人书不但在他心里播下了好学的种籽，还把他的心灵带向了充满诗意的远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知的提高，他的阅读范围开始扩大。读小学时，无意间读到了《苦菜花》《平原游击队》这些充满了故事性的红色经典，他被深深地吸引，首次感受到了书籍的巨大魅力。

　　“看了普希金的诗，非常喜欢。其中那句‘我要把美好的一面留给亲人，把丑陋和虚伪的一面带进坟墓’至今记忆犹新。”从此，他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小小年纪就走上了收藏之路。小人书，就成了他收藏的起点。

　　八十年代中期，他从技校毕业后，在昆明煤气厂当了一名工人。好学的他，并没有在工作之余茫然地浪迹在公园里寻找慰藉，而是到省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一有空，就泡在里面看个够。只要听说有什么名著之类的东西出版，他就要早早去排队，弄一册在手方才罢休。

　　“刚工作时，没有钱，藏书只是偶尔为之。”回忆往事，薛志斌说：“当时，我月薪30元，《契可夫小说集》要9元一套。我在书店里徘徊了半天，硬是咬着牙买了。我感觉人生最漫长的路，就是在书店里的路，总感觉太长了，怎么走也走不出来。直到下决心把想要的书买了，才有心情寻找回家的路。”

　　四十年漫漫藏书路

　　买买买，看见喜欢的书，坚决买。无论去哪里，是公干还是私游，看见喜欢的就买。积少成多。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月薪30元的小工人，就已经有300多本藏书了。当时，他所在的工厂要成立图书馆，出800元来买他的所有藏书。800元，在当时抵他两年工资的总和，何其诱人。可是，爱书如命的他抵住了诱惑，工厂虽然给他多方做工作，他还是没有卖。

　　“钱很诱人，但书是我的面子，舍不得出售。”他说。

　　这次经历之后，他收获了很多赞誉。这也使他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买书的劲头更足了。有一次，他和媳妇在昆明的书店里买了许多书，因为打不到出租车，两人就背书到邮局去寄。因为买书，两口子经常发生争吵。

　　1985年，他辞去了工作，回到家乡玉溪创办了龙马集团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等业务。因为赶上了好时机，公司蒸蒸日上，越做越强。他买书也随之升级，开始一箱一箱地买。一些发财的老板们都买了车，唯独他没有赶着买车，而是把余钱都用来买书。八十年代后期，书价开始上涨，但老书维持原价不变。为了抓住机会，他坐公交车到附近县区一堆一堆地买回来。再后来钱多了才买了车，开车到县上一车一车地买回来。

　　有一次，他听说昆明凉亭有一些书要处理，便放下一切工作，急忙赶去买回来。还有的书店会定期处理一些旧书，他会按时去淘。

　　2008年，他和公司员工到台湾旅游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一套馆藏《元鲜于枢墨迹》，一共几十册，要人民币两万多元。他当即就买了一套，让员工每人背几本带回来。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经常到昆明的张家营、潘家湾、董家湾、南窑旧书市场去买书，每月两次。每年至少要买2万至5万元的藏书。

　　他的藏书类型多样，有文学、财经、报刊杂志、史学、工具书、连环画等几大类。他收藏的一套《四库全书》，购买价高达41万元，是西南地区唯一的订户。

　　目前，他有藏书10万册，其中小人书2万册，碟片20万张。

　　“别的不敢说，碟片20万张，这肯定是全省个人收藏最多的。”他自信地说。

　　人生有书不迷航

　　他本是一个企业家，却在艺术圈子里渐渐有了名气。汪曾祺、王跃文、齐白石的儿子齐良末等文艺名家先后到访，为他的馆藏增添了不少雅趣。

　　书多了，访客中自然有人会当场借书。每当这时，他总会对借书人说：等一下，让我对书默哀三分钟。借书人不解其故，他说：书借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让我对它默哀一下，算是永别。

　　有的人只藏书不看书，而薛志斌不同，他很少看电视，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外出旅游，也要带上台灯，方便晚上看书。

　　“我藏书不是为了摆样子，而是真正的热爱，因为我每天都要读书。能在书房里看看书，写写字，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如果只藏书不看书，不但浪费可惜，还惹人笑话”。薛志斌说：“我就是通过看书学习，这些年来，在生意场上端端正正地走自已的路，既没有出什么问题，也没有给别人惹麻烦。我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书本给我的人生智慧。”(记者 蒋贵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