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沙站学术氛围浓厚，父亲承担着科研计划编制和实施等工作。在治沙站的前几年里，父亲走遍了民勤的风沙前沿。有一年，他约了当地驼户姚爷当向导，进沙漠考察。不料老马也会迷途，一场大风过后，他们迷了路，从沙丘下地窝里出来，天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姚爷不知道朝哪里走，指着远处星星点点的光亮说，那里就是治沙站。两人转悠了一夜，结果转到了沙漠深处。三天过去了，出门时带的干粮和水也没了，他们还没找到出路。两个人土头土脸，饥肠辘辘，最后被一个放羊人看到了，把他们领出了沙漠。放羊人告诉他们，半夜里沙漠上的点点亮光，是人畜尸骨自燃的磷火。听到这话，父亲说：“我就是真的让沙子给埋了，身上也得长出棵树来！”三年后，父亲和治沙站的另一位专家施及人把调查结果总结编成了《治沙科学研究初步成果综述（1959年至1963年）》，引起了国内治沙界的关注。

　　1965年9月，中国林业科学院副院长陶东岱在民勤主持召开“全国造林治沙学术研讨会”，父亲作了《民勤县薛百公社综合治沙样板调查研究报告》与《民勤县封护柴湾的调查研究报告》，会后，父亲等十二名科技人员分别到薛百、大坝、新河三个公社蹲点，推广治沙和农林科技成果，指导育苗造林，培训社队林业员，帮助建立健全社队林场，促进了全县的治沙造林工作。

　　四

　　1966年，文革风暴骤起，老百姓六神

　　迷乱，知识分子更是在劫难逃。治沙站的科研秩序乱了，专题研究停了，父亲也被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关“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随后，我们全家也被“下放到”距离治沙站160公里以外的农村，此后近十年父亲独自一人在治沙站。1972年12月，民勤治沙综合试验站收归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领导，父亲走出了“牛棚”，重新开始治沙科研推广。1973年，父亲向省科委等部门建议，建设“民勤沙生植物园”，获得批准。1974年，父亲和施及人等编写的《甘肃沙漠与治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七十年代全国唯一一本介绍河西走廊沙漠及其成因的专著”。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沙生植物园的项目获得了全国科技三等奖。沙生植物园占地千亩，是我国第一座也是最大的沙生植物园，填补了我国沙生植物研究方面的空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称其为“天下第一”，轰动了国际林学界和治沙科技界。联合国及10多个国家的官员、学者络绎而至，进行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