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70多岁时，柯俊冒着风雪到学生宿舍参加座谈会，载着他的还是一辆自行车。谈起一个月工资能买多少斤猪肉时，他忍不住哈哈大笑，“顿时感觉大人物也是平常人，并不神秘”。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潜伟一直收藏着柯俊指导过的论文初稿。那篇论文送给柯俊审阅前，他本以为老先生没时间给学生看稿子，最多翻两下就会还回来，但是论文送回时他才发现正反面写满了柯俊的修改意见。

　　对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卢锡年来说，柯俊是大学阶段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老师。柯俊为当时的金属物理专业开设了“位错理论”课程，“我第一次知道，在‘傻大黑粗’的钢铁中，也有这么漂亮的物理模型能够建立”。这项在当时未被公认的理论后来成为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是柯俊将它带回中国的。

　　其实，和钢铁打了一辈子交道，柯俊有时候也会变得像钢铁一样坚硬。他曾给自己指导的博士生投弃权票，也曾不顾考古学界早已形成的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人工冶铁器和铝器国家的结论，在实验室反复模拟测试，找出论证的漏洞，证明古代中国没有掌握相应的冶金技术。柯梭甚至最终说服了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派来的工作组，使他们放弃了先前的结论。

　　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人均钢消费量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面对“钢铁是夕阳产业”“美国都出手钢铁大楼了”的质疑声，他写下专题报告《驳钢铁工业是夕阳产业》送交冶金部，最终得到了支持，指导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钢铁制造工艺研究。

　　柯俊相信“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传统金属材料是工业的粮食”。在我国镍供应长期短缺的情况下，柯俊研究替代合金，解决了哈尔滨仪表厂濒临停产，制造军用雷达变压器所需材料严重匮乏的窘境。他研制出的硅钢至今仍是小型变压器使用的材料。

　　研制硅钢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他成为“被改造对象”，既要给科研组出主意，还要负责杂活累活。柯俊常常在寒冬骑着三轮车，花半个小时把液氨瓶从中关村运送到几公里外的钢铁学院。

　　钢铁像是铸进了柯俊的骨髓深处。年轻时候进入河北工业学院学习，他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选择与钢铁有关的化工系。年仅19岁，柯俊就发表了文章《耐蚀合金钢》，预言了当时缺点多的矽钢、铬钢、钒钢的使用前景。

　　他曾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理论金属学系的终身讲师。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所长、德国马普钢铁研究所所长和印度国家冶金研究所副所长都曾力邀他加入自己的团队进行研究。但留学生涯结束，他坚持要回到中国，“我来自东方，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一吨钢在那里的作用，远远超过一吨钢在英美的作用”。

　　柯俊成长于中国最软弱、钢铁最匮乏的时代，作为武汉大学搬迁前的最后一届毕业生，他曾负责长江中下游地区重型工业的内迁，包括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直到武汉失守前夜，柯俊才乘船离开。

　　在颠沛流离中逃难、求学成为他早年人生的底色。许多年后，他在病榻上仍然向学生们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自己在位于郊区的中学上课。当时炮火声不绝于耳，日军已经进城了，他也没法回家，只能连夜扒着煤车到天津求学，几个月后才重新联系上家人。在英国结婚时，他坚持把结婚日期选在了9月18日。

　　后来，他到印度负责运输战时援助物资。那里有亚洲第二大钢铁厂塔塔钢铁厂，柯俊一有空就过去学习高速钢的制作。那时，中国还没有掌握这种用途广泛的工具钢的冶炼技术。他还调研当地工业发展情况，写下了两篇对印度工业体系的观察文章，发表在《新经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