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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夏鼐（右）与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一起。资料图片

　　【大家】

　　新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增订重编本《夏鼐文集》（五册），囊括了夏鼐在1930年至1985年的半个多世纪，从早年治中国近代史到攻读埃及考古学，再到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考古学的许多领域，如此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夏鼐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巨大贡献，绝不限于他本人的一系列论著，更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地倡导中国考古学界谨严的治学风尚。夏鼐对考古研究成果的公布要求得极为严格。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考古所编辑出版的数十种考古报告和专著，大都在发稿前经他审阅；《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的重点文稿、外文目录和提要，也都在出版前经他审定。大到学术观点的审核，小到文字、标点和图表的校正，引用文献的核对，他无不密切关注。中国考古学书刊在国际上长期保持高质量的声誉，是与夏鼐的严格把关分不开的，凝聚着他无私奉献的大量心血。而夏鼐历年主持编撰的中国最早几部综合性考古学论著，从1960年代初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到1980年代中期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则体现了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基础薄弱，田野考古人员极少，没有自著的通论性著作。1950年代初，全国有限的田野考古人员中，只有两位先生留学外国、熟悉先进国家考古研究状况。梁思永卧病多年、身体极度虚弱，夏鼐是唯一受过科班训练、能够亲临第一线的专家。因此，培养田野考古骨干人才，指导考古研究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夏鼐连年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以及全国考古训练班，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手把手传授考古发掘的理念与技能，从而成为考古学界公认的一代导师。

　　夏鼐主持国家考古研究机构三十余年，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是田野工作，注重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切忌“挖宝”思想；亲临现场进行具体指导，认真审阅考古报告。他又及时总结各地考古工作的收获，并在关键时刻拨乱反正，引导大家明确学科发展方向，避免误入歧途，因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引路人和掌舵者。而他个人在百忙之中进行的学术研究，则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的特点，在考古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