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勇

　　李达的“大勇”，是一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这是李达一生的座右铭。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被国民党当局通缉，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和生命危险，但他从未向各种反动势力的威逼低头。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李达四处躲避国民党追捕，于9月底在李汉俊的帮助下来到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2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包围武昌中山大学，搜捕进步师生。在许德珩的资助下，李达又秘密逃往上海。李达离开武昌的次日，李汉俊等人被捕并被军阀胡宗铎杀害。

　　1928—1932年，在上海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险恶环境中，李达不仅自己发表了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而且与邓初民等人创办了昆仑书店，后又自己创办了笔耕堂书店，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在上海政法学院和暨南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李达的行动处处受到反动势力的监视，不仅被法国巡捕抄家，而且被国民党特务打断右手和肩骨，致使他住院医治7个星期。他愤怒而坚定地说：“反动派想打断我的右臂，不让我再拿笔，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间，李达这位著名的红色教授自然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李达一到北平，就受到国民党宪兵和特务的监视，蓝衣社特务甚至在教室的走廊上偷听他讲课。碰到这种情况，李达干脆“哑子讲课，以笔代口”，边擦黑板边板书所讲内容，听课学生不禁为他的机智和飞快的板书本领叫绝。吕振羽、侯外庐等人回忆说：当时，李达是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进步势力的中心人物”，是“进步师生与反动派做斗争的一面旗帜”。李达对于自己面临的各种危险是有充分心理准备的。他身边一直放着一个铺盖卷及毛巾、牙刷等，随时准备坐牢。他甚至还做了大皮袄，准备在寒冬腊月在监狱里坚持写书。

　　1947—1948年，李达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有三个反动机关都把他列为黑名单的第一名，他在校内外的活动都受到严密监视，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学校当局还故意不让他讲授其最有造诣的哲学和经济学，而要他讲授法理学。而他则表示，无论讲什么，“要我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办不到！”在讲授法理学过程中，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法律现象，并巧妙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玩弄“制宪”的阴谋。

　　20世纪50年代，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否定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李达认为，这些主张是根本错误的。在一些文章和报告中，他反复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强调社会主义阶段必须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原则。

　　1966年初，林彪等人鼓吹的毛泽东思想“顶峰论”甚嚣尘上。当时，李达正在根据毛泽东的嘱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他对助手们说：“什么顶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发展了？我们不要写这个！”有人提醒他这是林彪说的。李达听后更火了，激动地说：“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怎么能有顶峰呢？这个说法不科学，不管谁说的都一样。”李达为坚持真理奋斗到了最后一息。

　　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人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李达全集》主编。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汪信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