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智

　　李达的“大智”，最充分地体现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卓越贡献上。

　　早在从日本回国前，李达就开始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多篇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并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日文译者高畠素之的《社会问题总览》和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于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从日本回国后，李达立即投入了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先后发表系列文章批判研究系代表人物梁启超和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第四国际“左”倾思潮，以及号称“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第一人”的江亢虎对社会主义的歪曲，论证了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所说的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都挨过李达的“板斧”，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事情。

　　1923年，李达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论题，认为“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自此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亦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成为李达全部理论探索的鲜明主题。

　　1926年，李达出版了专著《现代社会学》，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被人们称赞为“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至1933年共印行14版。据邓初民回忆，当时革命者“差不多人手一册”。后来，李达被国民党湖南当局通缉，所开列的“犯罪事实”就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大革命失败后，李达痛感当时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严重不足，遂潜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译介。1929年，他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三部专著，在革命低潮中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其中，《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分别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专著，而《社会之基础知识》则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作了令人惊叹的深刻分析。李达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铲除封建遗物，中国革命的必然归趋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达于社会革命。1929—1932年间，李达翻译出版了9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名著。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详细阅读了其中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先后写下了近2万字的批注。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间，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四部著作，其中，《社会学大纲》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说他读了十遍，也是毛泽东批注最多的著作；后三部著作则分别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世界通史和货币学专著。这些著作不仅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而且都特别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例如，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尖锐批评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只研究外国经济而不研究中国经济的缺陷，提出了广义经济学的主张，强调要“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和把握“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毛泽东在向延安理论界推荐《社会学大纲》的同时也推荐了该书，说“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写道：“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而“在今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侯外庐也说过：“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党外都有”，“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

　　1947年，李达就聘于湖南大学，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用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法理学大纲》一书，成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带路人”。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精心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榜样，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撰写的《谈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等著作，为宣传我国新宪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也给了胡适一“板斧”，深刻地批判了胡适宣扬实用主义的理论错误。他还受毛泽东嘱托主编了《唯物辩证法大纲》，注重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和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鲜明的中国风格。